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本报特约评论员

日前，我省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会议的召开，将有力推动全省社科理论界投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研究、阐释宣传，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主要考虑、突出特点和重要内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社科理论界的头等大事。全省社科理论界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当好全会精神的研究者、传播者、实践者，为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提供有力支撑。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全会明确的思路、提出的战略、作出的部署，既涉及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又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研究透彻、阐释清楚。社科理论界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研究宣传阐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领会全会精神。广大专家学者要找准干部群众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直面问题，释疑解惑，把学问写进人们的心坎里。特别是要突出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准确把握他们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推出一批视角新颖、语言鲜活的理论阐释文章。“两中心一平台”要创新方式载体，注重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百场社会科学报告会、社科普及以及“微宣讲”“云宣讲”等活动，打造一批融媒体理论产品，让全会精神的传播更潮、更靓、更富穿透力。

文以载道，士以弘道。回答时代之问、服务中心工作、增进人民福祉，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当前，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紧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积极谋划“十四五”规划。社科理论界要进一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深入研究落实中央《建议》和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九个超越”“四个更大作为”的具体措施，踊跃为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现实、扎根八闽大地、坚持问计于民，把研究写在八闽大地上，把创新成果应用在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中。特别是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研究《建议》提出的“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顺应时代要求，担当光荣使命，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学术研究。在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社科理论界要强化学习，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把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和学习《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等重要教材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悟于心、践于行、落于实。要守正创新，既把新命题新观点新论断研究深、研究透，又以此明确各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重点，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福建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弘扬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确保全会精神得到全面准确、严谨生动的宣传阐释。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十四五”时期，我省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全省社科理论界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代共奋进、与人民同呼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扎实做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用思想和理论的力量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金秋时节，充满收获与希望。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被充分肯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有了纲领性文件。

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这次全会举世瞩目、意义重大。

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要目标、为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谋定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未来5年乃至15年的中国描绘出绚丽多彩的恢宏图景。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这三个“根本”连接起来的中国，注定是一个温暖的中国、一个活力的中国、一个奋进的中国。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建设温暖中国。

6000多字的公报中，“人民”一词出现23次。“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字字句句，都围绕着“人民”二字，映射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9000多万名中国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图景。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十三五”时期取得的各项成就里。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00万亿元，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数字道不尽这五年的辉煌成就，但人民群众看得到、体会得到。

高铁“缩短”了中国的空间距离，5G网络更新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北斗卫星为我们的前路“导航”，移动支付让生活更便捷，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让环境更惬意……温暖中国的天地间，洋溢着的不仅有暖暖的幸福，还有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憧憬。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塑造活力中国。

“十三五”期间，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换挡升级。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创新发展，无疑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闪亮标签。

面对“十四五”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三个月内连续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等7场座谈会开门问策。构建新发展格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等表述多次进入公众视野。总书记明确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布局：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主要目标；坚持创新被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改革创新，是根本动力，是发展引擎，更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国家战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为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信心。

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奋进中国前景可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奋进中国的新征程中，有新的目标、新的视角、新的指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系更清晰、路径更具体、指标更明确：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

奋进中国的新征程中，有强有力的保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部事业都建立在此之上。

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新时期，构建更加坚强的政治保障、体制保障、制度保障，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我们必将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击鼓催征，再出发！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采访对象：

郭安民，1944年1月生，福建厦门人。1983年任厦门市同安县县长，1987年任思明区委书记，1992年起先后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

采访组：郭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一到厦门任职就下基层调研，您当时是同安县县长，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调研场合吗？

郭安民：是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确实是在他到同安调研的时候。

近平同志1985年6月来厦门担任副市长，一开始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报到上班第三天，就带队到同安县调研，我作为县长高兴地接待和陪同他调研。当时，同安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他把调研第一站选在这里，让我既惊讶，又高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虽然他是副市长，职务比我高，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像邻家兄弟，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比他大9岁。聊天中，他说他和我一样都是上山下乡知青，还喊我老郭。后来我每次见到他，在私底下场合，他都一直这么称呼我。他事业心很强，抓工作很务实，吃得下苦，作风朴实，对群众很贴心，对部下、对同志都非常亲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3年，多次到同安调研。请您介绍一下他在同安调研的具体情况。

郭安民：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期间，来同安县调研的次数非常多，具体到底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村基本上都在山区，海岛又多，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近平同志是“上高山、下海岛”开展调研工作。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近平同志还深入田间地头、村前屋后，他看到当时群众生活还很贫困，村容村貌脏乱差，就提出要重视房前屋后的卫生，还要重视兴办教育，挖掘交通潜力，把生产统筹规划好。他叮嘱大家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水土保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

1986年1月6日，我陪同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开展调研。“英雄三岛”离金门岛很近，特别是小嶝岛，站在岛上就能听到金门的鸡叫。当时去这些岛上交通很不方便，要先坐车，再坐船，还要计算好涨潮落潮，才能到达。岛上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分多，而且经常刮台风，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不足，交通闭塞，人才奇缺，还有396家困难户和160家极困难户。近平同志先后登上小嶝、角屿、大嶝虎头寨，现场查看了紫菜苗和虾苗的育苗室，去岛上的中小学看教育的情况，还去敬老院看望了“五保户”和困难户。

调研结束的当天傍晚，近平同志就召集市财政、农行、水产局、民政局等部门召开联合办公会。他把调研中了解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向参会干部强调“要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意识，提振工作的精气神”。我们听了，感到近平同志是真心而且下决心要改变同安贫穷落后面貌，都很受鼓舞。

在这次联席会上，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自力更生，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发挥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大、盐田多、群众有发展水产养殖和晒盐经验的优势，向海洋进军要效益。要开发利用滩涂，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全面合理规划，发展对虾、海蛎、紫菜、海带、石斑鱼的养殖；要改造旧盐田，发展新盐田，提高盐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其他行业也要综合发展，取得综合效益。

联席会的最后，近平同志亲自给出时间进度表，要求大家按时解决问题，并对紫菜加工、对虾养殖、盐田改造、小嶝岛发电等十多个项目，作出具体立项拨款的支持。本来我们都以为视察过、开了联席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近平同志三个月后，又专门过问财政资金有没有到位，并要求县里抓好落实，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把这些钱用到刀刃上。当时近平同志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金门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在经济上超过他们。”正是这些立项和拨款，确保了“三岛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措施能及时到位，为“英雄三岛”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同安县快速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让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现在的同安，“天更蓝、水更绿、百姓富、生态美”，获得了“美丽乡村”的称号，已基本摆脱了贫困。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以后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同安人民永远感恩他。正是他当年的精准定调和科学引领，才为同安的发展指明了切合实际的方向，才为今天的美丽同安夯实了基础。

和近平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认为，他的工作思路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当时就说“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保留”，还让我们注意水土保持。他亲民务实，对工作充满激情，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体现着“严、细、实、新”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他留给同安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同安人去开拓进取。

采访组：为了推动同安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同安人民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当时还帮助同安建起了啤酒厂。请您讲讲这件事。

郭安民：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同安的发展，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同安兴建了第一个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同安银城啤酒厂。

我们同安一直以水质好著称，有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矿泉水资源，而且已成功试种了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当时有一个啤酒厂项目很适合放在同安，近平同志来调研的时候了解到有关情况，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到市里，他马上找有关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宁夏的老领导交换意见，取得了宁夏啤酒厂的支持。随后，他带着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市经委、市计委三个单位的领导，再次来到同安对这个项目作调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近平同志表达了同安希望申办这个项目的强烈愿望。

经过一番调研讨论，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和支持同安县创办啤酒厂。他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目前厦门啤酒市场的现状是被两个外地品牌啤酒占领，但本地啤酒仍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第二，这是一个内联企业，通过调查研究，在同安兴办啤酒厂技术有依靠，原材料有保证，办厂条件比较成熟。第三，与宁夏合办啤酒厂是大跨度联营，有实验价值。他要求市计委等部门尽快研究，尽快实施。当时同安县还很穷，市里都不太敢把这个项目给我们，最后还是近平同志拍板，一个星期之内就批复了200万元，把这个项目给了同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市里为我们同安批下来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近平同志支持，这个项目的批复肯定不会这么容易。

在近平同志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同安银城啤酒厂于1987年动工，1988年顺利投产，当年产量2000吨，税收200万元，1989年税收达到300万元，相当于全县工业利润的1/3还要多，超出了预期目标。到了1996年，啤酒厂产量达到5万吨，产值1亿元，上缴税收达到4000万元。这个啤酒厂的成功兴办，使同安有了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带动了同安县工业的突破性发展。

后来近平同志调离厦门，仍然非常关心银城啤酒厂的发展，每次听说我们有新的产品，或是有了新增盈利，他都很高兴。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近平同志当年的科学引领和倾情扶持，就没有同安县的今天。

我最后一次见近平同志，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参加市人大会议。他在会上遇到我，仍然很亲切地喊我老郭，还问起我家里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当选党的总书记，看到他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记者并发表讲话，我激动万分。我深深感到他当总书记，是全国人民的福气，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长能带出一个好班级，领头人非常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头人，将引导“中华号”这艘巨轮在世界发展的浩瀚大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我过去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值得我一辈子回忆的最幸福的事，同安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感谢他，祝福他。

（转载自2019年8月7日《学习时报》）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采访对象：

任镜波，1934年6月生，福建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一至四届常务校董、副秘书长，研究员。从1981年1月起，一直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曾任三届13年理事长，现为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顾问。

采访组：任先生您好！您长期在集美校友总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里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请您谈谈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任镜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迹，不只是他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那三年。实际上，从他198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他都是比较关注的。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又是厦门市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他有所了解。

那时厦门设立特区时间不长，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他当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负责牵头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市人大、政协比较关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经过机构改革和制定规划这样的工作，他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后来到宁德，我也很关注他。因为宁德在我们福建是有名的“老、少、边、岛、穷”（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海岛、贫困）地区。我当时是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长，在省里参加统战部长会议的时候，宁德的统战部长告诉我，近平同志到宁德，先用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地区的9个县都跑了一遍，还顺带考察了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等县。宁德的一些地方非常偏僻，比如寿宁县、周宁县一些乡村，新中国成立以来连县一级干部都很少去过，但他都跑到了。他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思想，认为人可以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言必称贫，处处说贫。“安贫乐道”的“穷自在”不可取，“等、靠、要”或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反复对当地干部群众讲这番道理，扶他们的志气，在闽东这个贫困地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大讨论，极大调动了那里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走致富之路的积极性。

他还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要搞经济大合唱，抓廉政、反腐败。当时，宁德的干部有很多违规占地建私房现象，开会的时候近平同志就说，要把违规建的私房退出来，退完以后把这些房子分给没有房子或者缺房子的人。他狠刹干部违纪建私房的歪风，查处了一批干部，清退了大量多占的公房，许多无房户、缺房户搬进那些退出的公房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人民日报》以“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间不长，但那里出现的变化却让人感到振奋。几年后，记者在采访近平同志时提到这段往事，他并没有轻松之感。他说：“这些变化相距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只能说是起步，闽东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再接再厉、奋斗不息。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多年来，他实际上一直在行动中践行着这种理念。

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两年多以后，又调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他在福州，倡导修护“三坊七巷”，抓旧城改造，建长乐机场，搞马尾港扩建，引进侨资，发展民营企业，还抓环卫包括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组建闽江学院并任首任校长等等。他注重保护文物，当时有一个房地产商要在当地一处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搞房地产开发，近平同志就说，那个地方不能开发，要进行文物保护。因为我是福州人，尤其关心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事。

后来他到省委省政府，先当副书记，然后当省长。他当省委副书记时，统战工作归他管，所以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时，他会代表省委讲话。他出席会议很准时，从来不让别人等。对此，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所以，在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和印象就已经比较深刻了。后来通过在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接触，我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

采访组：那么，就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和您对他的印象吧。

任镜波：我本人是集美大学校董会筹备办主任，后来又被聘为校董会第一届至第四届一共16年的常务校董兼副秘书长，因此对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情况比较了解。1999年至2001年，近平同志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尽职尽责，不挂空名，注重调研。他先后来集美大学7次，其中参加校董会会议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一是语言风格朴实无华。他讲话从不念稿，就好像跟大家平等交换意见一样。1999年10月17日，他参加集美大学校董会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不到两千字，朴实无华，十分贴心。他说：“加快集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是本届董事会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蒙各位董事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接任董事会主席，我一定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董事们，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常务校董加强对集大的指导和帮助，在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旗帜下，带动海内外一切关心集美大学的友好人士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像印尼侨领李尚大先生这样，添砖加瓦，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交流，并且不断去完善我们的体制，深化我们的改革，把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解决，使我们工作进一步完善，使紧密型的集美大学越办越好。”他讲的这些内容非常符合当时集美大学发展的实际。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挂一个校董会主席，这是因袭下来的，当省长都挂这个衔。但我这个人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会经常来看看，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挂。”实际上，他当校董会主席期间，总共来集美大学7次，是历任校董会主席中来得最多的一位。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每次开校董会前他都先来学校调研。我还记得2000年的校董会定在11月召开，当年8月14日他就带人来集美大学调研，还带上副省长潘心城、副省长兼厦门市长朱亚衍、省政府秘书长陈芸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他听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因为我兼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着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委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次研究集美大学问题的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

在这次调研中，他主要强调加强体制创新，包括领导体制的创新。因为集美大学的前身是交通部、农业部、省体委、省财政厅、厦门市政府等下属的5所高校。5所高校、5个管理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合并以后人员众多，尤其是党政部门人员很多，所以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体制如何改革。他当时提到，集美大学要不断完善新体制，不断进行配套改革和体制创新，给学校创造发展空间。他还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凝聚力、很有影响力的校董会，所以一定要弘扬“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会作用。因为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既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又能争取上级给予一些特殊的宽松政策，各方面相辅相成，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

2001年12月，他又来学校一次，上午调研，下午参加校董会。调研主要是看学校新建的工科实验室和最新的航海模拟器。他到航海模拟实验室，看到计算机可以模拟海上的大风大浪，船在模拟的海上乘风破浪，让人身临其境，他十分高兴，还动手掌舵体验。随后，他听说学校新建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经费十分短缺，便从省长基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学校。这也算集美大学“吃小灶”吧。

三是很注重与校董们的接触与沟通，也很尊重其他工作人员。海外来的校董在会上发言时，他不仅注意听，还主动跟他们交流。1999年10月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上，印尼华社的著名人士、校董会副主席李尚大发言之后，他就给予充分的肯定。2000年，在校董会上颁发“王瑞庭海上专业助学金”，因为捐助者印尼船王王景祺先生（王瑞庭是王景祺的祖父）没来，我作为这项助学金的引进者和信托人，本来是坐在台下的，他却招呼我到台上跟他一起颁奖。我上去后先站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位置，他招呼我过去站在他身边。当时我非常激动，在场的校董们也感同身受。他是大领导，如此尊重搞具体工作的人员，完全是他的品格使然。

开校董会期间，他提倡节俭，提出不要摆酒席，他跟我们一起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时，他又利用取餐、吃饭的机会跟大家聊天交流，显得非常自然和融洽。

四是非常尊重教师。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他专程到集美大学慰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座谈会结束，他还特意去看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刘老师住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宿舍楼的4层楼，没有电梯，他便拾级而上，给老师送上鲜花，并且深情地说：“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2014年11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亚访问，到停泊在霍巴特港区的中国“雪龙号”科考船参观。听说船长赵炎平、领队袁绍宏、站长徐宁都是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毕业的，他非常高兴，便对大家说他当过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

他离开福建时，海外好多侨领都致函向他表示祝贺和感谢。印尼侨领李尚大在信中说：“您在福建工作期间，实实在在为福建做了许多关系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的好事、实事，这是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的最大福气。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会永远感谢您！”

采访组：2014年9月，您主笔以集美校友总会名义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10月，习近平同志回了信。请您谈谈这件事。

任镜波：关于集美校友总会给近平同志写信和近平同志的回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有人曾经问我，你怎么会想起给近平同志写信？是不是心血来潮？

我写这封信有个信念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许多勤政爱民的故事，尤其他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2000年，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第二年，我就请好朋友夏蒙写了一篇《鸿鹄之志为苍生》的文章，简要记述了他在厦门、宁德、福州所做的主要工作，发表在我主编的《集美校友》杂志上，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钦佩之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忘年之交项南同志对他的推崇。他离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是项南作的序。项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项南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读过。项南说：“这本书值得读，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讲大话、空话，而这本书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难得。”项南的这席话，大大强化了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2014年10月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这年8月，厦门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来集美召开座谈会，征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的意见，我就建议要给近平同志写信，由市委市政府来写，或由筹委会来写，或请一位以个人的名义来写。过了一个多月，没人给我答复，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写。

我先以集美校友总会和《集美校友》杂志社的名义写了一封约300字的信，开门见山，明确提出我们的请求。同时，我又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诚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同时也结合说明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先生于1920年创办的，《集美校友》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侨刊乡讯。当时我还考虑到一点，以我个人名义来写，可能更合适。我身在民间社团，而且已经退休，写起来更加方便。其实，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近平同志报告一个信息：2014年10月21日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我自信，他知道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社会上有人说这封信肯定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否则怎么可能收到呢？其实，我是请一起在集美校友总会当义工的钟老师帮我拿到集美邮政局用快递寄去的。至今，我还记得这封快递的邮政编号。

信寄出以后，我倒有一种担心。信封写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习近平总书记收。中央机关这么大，层次那么多，这封信近平同志能看到吗？后来又想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的信访工作有了很大改变，这封信应该会送到。总之，那段时间我总是忐忑不安。

信是2014年9月5日寄出去的。10月8日下午，我坐车出门办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任老先生吗？我是中办的工作人员，您寄给近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当时，我喜出望外，看了一下手表，是15点10分。他还问我市里今年有什么纪念活动？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厦门市政协准备开一个纪念座谈会，厦门市委、集美区委的宣传部、统战部还准备开展一些宣传活动等告诉他。事后，我立马把这个情况向集美校友总会的主管部门作了报告。

10月13日上午，中办一位女同志又挂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近平同志当年讲话的资料。当天下午，我又把近平同志当年在集美大学每次讲话的录音记录稿，全部传真给她。10月19日上午，厦门市政协秘书长给我挂电话说：“任老，祝贺你！”20日上午，福建省委办公厅有一位同志挂电话问我，“嘉庚精神”的内涵怎么表述？这些迹象，都让我心里有了数。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10月21日上午，福建省政协和厦门市政协在厦门联合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顿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振奋。回信宣读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陈嘉庚先生的七公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晚上的福建电视台新闻和第二天的《福建日报》都全文发布了这封回信，福建省委书记还做了关于学习贯彻回信精神的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党政部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回信精神。我们把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现在快3年了，我们一直坚持着、坚定不移。

采访组：请您谈谈这封回信产生了哪些影响，你们又是如何学习和贯彻回信精神的。

任镜波：这封回信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近300字，字字珠玑，贵为经典。回信在海内外反响很大。大家读到这个信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普遍认为：

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继续肯定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宣示，祖国没有忘记陈嘉庚，祖国没有忘记华侨华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1945年，毛主席赞誉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3年，邓小平题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再次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对“嘉庚精神”作出了精辟阐述，这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这封回信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把“嘉庚精神”提到国家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回信对怎样弘扬“嘉庚精神”、要向陈嘉庚先生学习什么也作了非常实际、非常大众化的概括。以前我们讲弘扬“嘉庚精神”，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很难做得到。近平同志的回信非常接地气，他讲“嘉庚精神”不仅体现在用大量的财富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同时也强调了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还有关心国家大事、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他这么一说，很多华侨华人都觉得“嘉庚精神”是可以弘扬的，嘉庚先生的善行嘉德是可以学习的。以往我们讲“嘉庚精神”，都是在民间和地方层面来讲，近平同志的回信，一下子把弘扬“嘉庚精神”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这对于在全民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这封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信中说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还同时表示陈嘉庚先生永远值得学习。这封信的语言很平实，非常感人，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两年多来，这封回信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已经在海内外重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嘉庚风”。

此外，他的回信对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也是新的启示。近平同志强调弘扬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希望华侨华人在当地要有很好的发展，能为当地谋福祉，从而更好地增进与中国的民间交往，互利共赢。今年是近平同志回信3周年，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回信精神，厦门市委经过酝酿，决定成立陈嘉庚奖学金，鼓励“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的后裔来厦门深造。可以上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工业学校、集美中学。回来读博士的，一年奖励7万元，读硕士的一年奖励6万元，读本科的一年奖励5万元，读高职和中职、高中的一年奖励4万元。这样下来一年要投入1000多万元。到第四年，大概要投入5000万元。这笔钱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当年陈嘉庚先生在香港创办的集友银行每年分给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部分股息。消息传开，各地的华侨华人都说：这是中国吹来的“嘉庚风”。

三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宣传贯彻近平同志回信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10月都作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去年举办了嘉庚交响乐音乐会。集美区还举办了国际嘉庚论坛，还以“人文集美、嘉庚文化”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我们在海内外有60多个校友会，对于近平同志的回信，我们选用《福建日报》发表的全文彩印单页，开始印了1万份，后来又加印1万份，分发给海内外校友、乡亲，大家看了都非常激动。香港集美校友会和由集美校友当会长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就以这封信中的话“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发动了6万多名周围的群众投入“反占中”“反港独”的斗争。

集美校友总会以此为契机，把学近平同志回信、弘扬“嘉庚精神”，作为永恒的主题。我先后应邀在省、市和海外作了11场学习报告，出席了36场海内外华侨华人校友参加的学习回信精神座谈会、报告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

采访组：根据您的理解，请您谈谈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如此重视“嘉庚精神”？

任镜波：近平同志在回信中说：“我曾长期在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这可以作为他如此重视“嘉庚精神”的诠释。

2000年，中国侨联、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集美校友总会是主要协作单位，我是主创人员之一。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省长，摄制组去采访他，他非常热情，一点都没有省长的架子。他一再说：“拍陈嘉庚的电视纪录片是一件好事。”围绕对陈嘉庚的认识和弘扬“嘉庚精神”，他讲了许多。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近平同志重视“嘉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里永远记着老百姓。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0年1月，他当选为福建省长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深怕福建人民的生活在我任内提高得不够快。”党的十八大闭幕那一天，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曾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这些话都说明他是把老百姓时刻放在心上。

陈嘉庚先生也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永远装着老百姓。1940年，他在重庆出席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召开的欢迎茶会上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了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为社会好。”他还说过：“服务社会是吾人应尽之天职。”陈嘉庚先生要求学生“在校尽学生之职务，出校尽国民之职务”。陈嘉庚先生向学生作报告时说：“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我想，陈嘉庚先生的人生观与他一生的实践，都是符合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理念。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的指示，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是非分明，无私无畏，恪尽天职，助力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31日《学习时报》）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采访对象：

王太兴，1954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儿，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只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被称为军中“活地图”的雷英夫将军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转载自2019年7月24日《学习时报》）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

学习时报：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8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5000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1989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1987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关注的古田县的重点。

听习书记这么一说，我便抛开汇报提纲，如实汇报了库区移民存在的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问题；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问题。习书记听了以后说，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更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书记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和鼓励，他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群众、关心着群众，还关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汇报结束后，原本我们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请习书记上船沿湖转一转。习书记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走一走。说完就让我带队到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曾再到古田县调研走访，请谈谈他对古田县的建设和发展还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设想。

蔡天初：我记得习书记一共来过古田县3次，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当时，建设水口电站形成的库区淹没了闽侯县、闽清县、古田县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镇。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带领省直机关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共40多人，沿途视察水口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到古田县库区时，习书记和行署专员陈增光陪同视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习书记来古田县开展专题现场办公，专题调研古田县应该如何搞好食用菌产业发展。习书记专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种生产基地，从装料、杀菌到接种、培养，每个流程都仔细察看，详细了解食用菌新品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情况。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不是说搞水口电站淹没了两个村镇，我们就只考虑把这两个村镇建设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并考虑进来，新老问题都要解决、一起解决。

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后来，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要求，专门开展县领导驻乡信访接待活动。1989年6月15日，首次县乡两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在凤都、凤埔两乡进行，有数百名群众前来上访，县里通过信访接待，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我们组织骨干力量，组成援库工作队下基层，还组织县直机关各口包村工作队下乡入户，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们在黄田镇尝试用抽签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块宅基地规划好以后张榜公布，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序号，第二轮按序号抽宅基地，杜绝了“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的现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纠纷，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选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项补贴发放也都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谈到发展古田县经济，习书记说，要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在召开全县库区开发性生产工作会议上，县委落实习书记指示，提出搞好四个开发，即“山上开发、田园开发、庭院开发、科技开发”。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产和3000亩“造田计划”外，还根据古田水域面积大的特点，做好“库湾养鱼、池塘养鱼、网箱养鱼”工作。为了落实好开发性生产，县里组织建设食用菌专用房、种植古田特色的绿麻竹、搞湖面库湾网箱养鱼、扩建食用菌农贸市场、开山种果办果场等。如今，古田淡水鱼的养殖已获得省授予的无公害产品标志证书；山地果树开发项目，在库区建设了几个万亩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杨梅五大品种成了古田县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还被引入省“星火计划”发展项目，等等。

习书记到库区黄田、水口新镇调研时，还提出发展库区经济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镇原计划迁至朝天桥，后选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带。在夏季，仰仗大山深处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闽江水面上雾气升腾、高洁而优雅，水流又在弯口村360度神奇“调头”，宛如一幅风韵别具的水墨画卷，悠然神秘。习书记见到这样的景象以后赞不绝口，说水口真是一个好地方，水库可以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水产养殖，也可以搞旅游开发、建立摄影基地等，发挥综合效益。他还说，要巩固传统优势，扩大现有优势，发挥潜在优势。言下之意，就是传统优势、现有优势、潜在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习书记对古田情况十分了解，他还给我们出主意，结合黄田镇和水口镇历史上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的特点，发展“水陆运输、中转搬运、养殖捕捞、饮食服务”和“食用菌产业”相结合，多管齐下，多轮驱动，把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

习书记还对县委工作和县委书记工作提了明确要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对于一个县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什么国际发展战略，要建设什么一流大都市，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空谈战略规划。习书记告诫我们，做事一定要务实，要反对空喊口号。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县委书记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县委书记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大家都跟着你干，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层去。特别是在闽东宁德这样的贫困地区，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层，就在农村，要常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由于库区淹没了大量土地，堤坝的地基都是新的，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涝、防崩塌、防事故。他说，库区工作就是要务实，要到基层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要修多宽的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钱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钱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平易近人的习书记。

今天你们采访我，让我再一次回顾了30年前的点点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与习书记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风谈吐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真希望他还能再到古田县看看，到宁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几天，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上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问省税务局社保处的处长，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意。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采访组：您一直在宁德从事新闻宣传和社科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情况多有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如何理解宁德工作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1988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2017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5000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 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采访组：连县长您好，今天能在寿宁县下党乡采访您，我们感到很荣幸。下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最牵挂的基层乡镇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寿宁县和下党乡的基本情况。

连德仁：上世纪80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寿宁县地处宁德东北部，藏于大山深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4年知县，他说寿宁是“县在翠微处，浮家是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可见当年寿宁山路崎岖，跋涉艰难，被人视为“畏途”。

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棕衣就是蓑衣，火笼就是当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人们没什么东西吃，只吃地瓜;没有被子，就用出门遮风避雨的蓑衣当被盖;冬天没有棉衣穿，就抱着火笼、围坐在火炉边取暖，真是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房不遮风”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就叫贫困户。这样的贫困户，当时占寿宁县人口的36%。

下党是1988年建乡的，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那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当时，下党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即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全乡总人口约7500人，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86万元，贫困率达到70%。

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没有公路，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驮;没有电灯，农户家里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种用毛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废料制成，燃烧时间短、亮度小)、油盏(注：即油灯)。真可谓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下党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都是因为没有路，进出尤其是挑重物运输是非常艰苦的。这里闭塞到什么程度呢?宣传队到乡里放电影《上甘岭》，放映结束，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处找子弹壳。有的困难群众没有吃过酱油，有的连一件能穿出门的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农户家里，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起，卫生条件很差。

这就是当年习书记来宁德任职时，寿宁和下党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下党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1988年6月刚一上任就来寿宁县调研，第一次到下党乡是1989年7月19日。当时我是寿宁县常务副县长，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听说他要到下党乡调研，县里就让我参加接待。

下党从来没有接待过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干部，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干部平时都在王氏祠堂里办公，“办公室”紧挨着牛棚，场面寒酸不说，气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考察、调研，在哪里歇脚、在哪里开会?乡里找来找去，决定就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鸾峰桥上歇脚、开会。鸾峰桥是下党的一宝，始建于清嘉庆五年，是寿宁县木拱廊桥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时这座桥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堆的全是杂草和牛粪，非常脏。

为了迎接习书记一行，县委指派武装部长和妇联主任提早到下党组织群众来清理廊桥，洗刷了三天才洗干净。大家又把自己家的凳子、桌子、脸盘全拿来，给习书记他们歇脚、洗脸做准备。廊桥旁边有个小学校，也收拾出来准备给他们开会用。

7月19日清早6点多，习书记带着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连同县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共30多人，从寿宁城关出发。9点多，车子开到平溪乡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车，带上我们给准备的草帽、毛巾、木棍，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步行15华里，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下党穷，外人很少来，那条山间小路平时走的人也很少，全都是横生的树杈和高高的杂草。当时的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就拿一把柴刀，在习书记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还有老百姓自发地跑到中途的凉亭里，给习书记送草药茶和绿豆汤。

11点多，习书记他们到达下党乡，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他们在鸾峰桥这儿简单洗了洗，就开始开会，进行现场办公。听取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作了讲话，对下党乡的发展进行具体指导，并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所这三大问题。

开完会，习书记一行就在鸾峰桥上用餐。虽然下党条件不好，但老百姓都竭尽所能地拿出饭菜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地府”，泥鳅、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着下党群众的一份盛情。习书记他们就在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准备的乡村小菜，香喷喷地吃了起来。午饭后，习书记等稍作休息，就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下午3点多，他们又途经溪后、大坵下、下屏峰几个自然村，步行20多华里到达溪源村，晚上8点多才回到寿宁县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14个小时。许多同志的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采访组：第一次下党之行给习近平同志留下了什么印象?那一次他在下党讲了些什么?

连德仁：下党乡群众的淳朴、热情、坚韧和对摆脱贫困的渴望，给习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

他在现场办公会上，对寿宁和下党的干部说：“我到寿宁来了几次，感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觉得这里青山如黛，绿水长流，是大好河山，有广阔的开发领域。寿宁民俗上有山区的狭隘性、落后性、好讼性。民风上却热情好客，很欢迎外来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可贵品质。所以我感到，寿宁的气候虽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这就是寿宁的特色。”

他还说：“寿宁的经济发展比较慢，但这不能说主观努力不够，更不是干部群众不努力，而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闽东是交通断层，国家投入少，寿宁获得的投入更少，这就导致这里发展滞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产出就少，财政就拮据。寿宁虽然经济实力排在后面，但是寿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他也对干部提出了要求。习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听了让人如沐春风。很多干部都说，没想到习书记这么理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对改变寿宁面貌的信心决心更强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第一次来下党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宁德，而是在寿宁县城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请您讲讲那次会议的主要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7月19日来下党调研后，确实没有马上回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领导，调研时承诺一个样，回去执行又是另外一个样。他抓落实要求立竿见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989年7月20日，习书记在寿宁县政府会议室召集开会，和他同行的18个地直部门的干部与县直对应的18个单位的干部面对而坐，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习书记说：“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党乡实地调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习书记要求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下党乡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解决群众困难。他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代表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下来。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以尽快解决生产生活用电和交通问题。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很形象的话：“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意思是已经尽全力支持下党建设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党的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第二次到下党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下屏峰村30多座民房被毁，土墙坍塌，5位村民遇难，受灾群众62户，332人。王兆国省长和习书记一行冒着大雨、蹚着大水赶到受灾现场，视察灾情，部署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们灾后的损失和难受的情况，他一一进行了慰问，并从宁德地区的财政经费里拿出钱来，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放了1500元救灾款。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1元钱。他一下子给每个受灾户拨了1500元。同时，他还单独拿出15万元资金，用于公路、防洪堤坝的修复和学校修缮，以解燃眉之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下党是时隔7年以后，当时他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了。请您讲讲他那次来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是1996年8月7日。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距离上一次来下党已经7年时间，离开宁德工作也已经6年时间，但他对下党的感情更浓了。他一到下党，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

他带领省交通厅、财政厅、老区办和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点。当时由于资金短缺，下屏峰村水尾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只用施工搭设的木板桥作为临时通道，不太安全。习书记一行就从这条临时通道走到河对岸，沿河视察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委会干部请他到村委办公楼里歇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里慰问，所到之处不时和乡亲们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老百姓知道习书记对下屏峰灾后重建特别关心，非常感激。习书记离开下屏峰时，村民们都自发燃放鞭炮欢送习书记。

回到下党乡党委办公地，他又听取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100万元人民币。他说，这100万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当时，乡政府交给习书记一个报告，是关于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情。这是一条省际公路，如果能够尽早立项并修通，对下党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习书记看后，当时就把报告签了，直接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长。1998年，这条省际公路就建成通车了。

采访组：那时的下党应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习近平同志对此有什么评价?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虽然时隔7年，但他并没有中断和下党的联系。当年那个拿着柴刀给他开路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经常去找他，跟他讲下党的情况，他也真诚地把老杨看作自己的农民朋友。习书记说：“7年前来下党的那段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好几次在宁德开会时讲到下党，讲到宁德地区一些贫困地区的标志时，都将这里的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典型来介绍，大家感觉很受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方土地上还有很多父老乡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来下党已经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着车一阵风就到了。过去的特困户，现在有的脱贫，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当时还对宁德的扶贫工作提了几点希望：一是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上要有一个新的飞跃;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三是要把脚步迈得更扎实;四是继续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和新建区、特困区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特困区，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宁德期间一直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您当时作为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对他这种理念有什么感受?

连德仁：习书记对我们寿宁脱贫致富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对下党的牵挂上。实际上，他前后一共9次来寿宁县实地考察，从不同角度了解寿宁经济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脱贫致富的方向和举措。

1988年8月2日，习书记刚到宁德工作不久，就在陈增光专员陪同下走了闽东9个县市，寿宁县是第七站。习书记走访了麻竹坪水库和竹管垅乡、清源乡、芹洋乡的部分贫困村，察看了县茶叶精制厂、植绒厂、光仪厂、线毯厂等10个企业。同年11月3日，习书记陪同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到武曲乡和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了解脱贫致富情况。可以说，寿宁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作风深入，一竿见底，踏石留痕，是习书记的风格体现。在武曲乡，他听取乡政府汇报;在南阳镇山坑村，他倾听村干部们的呼声;在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在鳌阳小学，他与教师座谈了解实际困难;在竹管垅桥仔头，他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瓶颈;等等。为了改变寿宁面貌，习书记提出修公路、建电站、筑堤坝、建学校、解决办公场所等一系列帮扶举措，为寿宁人民摆脱贫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就扶贫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创见的理念，比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等。从他对寿宁县的具体指导看，您认为都有哪些鲜明的理念和具体的举措?

连德仁：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许多创新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寿宁是农业县、山区县、贫困县，习书记要求县里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关于农业，他说粮食生产是根本，发展什么都要把搞好农业、种好粮食作为大前提;他还提出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立体农业，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用农业商品观念代替原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

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有6000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38.5万字的书，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3000册，我送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看了，不错!你要写上5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年9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个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100倍，2015年寿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线997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提高。那个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下党乡，201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5元，总人口贫困率下降为2%。

我想，寿宁和下党脱贫致富的显著成效，就是我们寿宁人民、下党乡群众对总书记这些年来殷殷牵挂的最好回报。

采访组：王总编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闽东日报》的复刊工作，您作为当事人，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绍据：《闽东日报》创刊于1952年4月，前身叫《新农村报》，1958年7月改版为《闽东日报》，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地方报纸之一，《人民日报》1960年6月12日曾刊发《闽东日报》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1961年，因经济困难，《闽东日报》又改为《闽东报》，隔日出刊，后改为周三报。1969年在“文革”时期停刊，一停就是20年。

1988年，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感觉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基础不好，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闽东日报》。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不懂得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就是说，没有新闻舆论就不利于开展工作。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可是《闽东日报》要复刊，人、钱、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习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当时有两种方案：或者请《福建日报》的记者、编辑来帮助复刊，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后来，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一是《福建日报》的记者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两头兼顾不下来；二是当时财政非常困难，捉襟见肘，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高薪请外援。最后决定就地取材，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我当时在福鼎县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广电局长，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点经验。于是，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其实，当时我对他们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8月26日，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老王啊，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当时听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8月27日早上7点钟，我就动身出发，从福鼎到宁德走了4个小时，到了地委大院，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习书记在办公室里，一看到我来了，马上走出来，亲切地和我握手，说：“绍据同志，你辛苦了！”他看到我满身是汗，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还端了一杯茶过来，让我先歇一歇。我本来觉得很拘束，但见他这么亲切，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起来。他说：“这次我们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尽快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听他讲完，我吓了一大跳，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话。我说：“习书记，我一没有文凭，小时候家里穷，13岁就辍学了；二没有办过报纸，毫无这方面经验；第三，现在宁德地区财政这么困难，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他听了以后，稍微思考了一下，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他说：“文凭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我看到你198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为广大群众疾呼，引起广泛讨论。就冲这一点，就说明你对闽东有感情，对党的事业有担当，我相信你。关于经验问题，你毕竟在基层写过新闻稿，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不断积累经验。经济上，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但地委决定从‘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给你作为‘起家本’，相关人员由你组织，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

就这样，习书记和我谈了20多分钟。我完全没想到，我与习书记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如此信任，又如此坦诚，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8月28日我回到县里移交工作，第二天就到宁德上班了。

采访组：《闽东日报》复刊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

王绍据：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无所有，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两个房间，开始“招兵买马”。考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人，这样上手比较快，也能保证办报质量。

时间一长，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军分区的房子很贵，两间房的房租一个月要6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租了半年多以后，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就找到习书记说：“书记，我们就这10万块钱，想方设法省着花。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多钱，我是真心疼啊！”他听了之后，告诉我他心中有数，他来解决。后来，在习书记的协调下，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少了这一项负担，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两个月时间，我瘦了20斤，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我感到很值得。

终于，1989年11月1日，《闽东日报》复刊了。那个时候不叫《闽东日报》，叫《闽东报》，因为是一周一期，后来变成一周三期，直到1993年才变成日报。习书记亲自为《闽东报》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他写道：“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提出要大力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新典型、新经验，探讨新问题。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拓宽思路、增长才干，促进闽东经济振兴，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采访组：在《闽东日报》复刊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

王绍据：我们当时住得很近，他在地委宿舍，我在军分区，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一是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宣传好、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又要着眼闽东实际，为振兴闽东服务；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成为地委的喉舌，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做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可见，他对办好《闽东日报》、对做好闽东的新闻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思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对《闽东日报》还一直关注吗？

王绍据：1990年6月，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闽东日报》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15周年的时候，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1996年，报社从军分区搬出去，在法院旧址上盖新大楼，8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又是推动《闽东日报》复刊的决策人，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发了请帖。本以为他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可没想到当天他专程赶到这里，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还是2000年，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考察了这个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走近洪口特困乡》长篇通讯，发表在《闽东日报》上。没想到习书记注意到了这篇通讯，还一口气作了100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看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感到非常喜悦；但是这个变化还是阶段性的，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继续努力。他离开闽东，仍然牵挂着闽东，也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还特别乐于看到《闽东日报》在闽东脱贫致富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您作为新闻工作者，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能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吗？

王绍据：1998年、1999年，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到宁德都是我陪他去调研。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而且非常务实，尤其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

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主要在闽东，大概有13000多人。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船就是房子，就是所有家当。连家船民过去被人歧视，叫作“曲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脚都是弯的。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

上岸问题解决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又去找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我跟他一起去过。结果，我们发现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这引起了他的重视，房子都建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带着这份疑问，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1998年夏秋之交，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走进船舱，和船民面对面交谈。习书记个子很高，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我们找到船老大，问他：“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船老大见到习书记，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他很感动地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书记听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开了一个现场会。他说：“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层，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能靠养殖业解决生计问题，等等。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他立即要求做好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岸了，心也上岸了。

另外，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把闽东的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闽东之光”。我们闽东的确有很多特色文化，尤其是畲族文化。畲族没有文字，但有独立的语言，他们的歌叫作畲歌，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当时习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到闽东的闪光点，做到知我闽东、爱我闽东。他还就怎样传承畲族文化、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这在当时来讲，都是很超前的观念。

采访组：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些什么？问些什么问题？

王绍据：习书记很接地气，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群众听得懂的话，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入多少钱，收入靠什么，每样能卖多少钱，等等。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卖茶收入多少钱、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比如稻谷，亩产1000斤就不得了了，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如果有的地方报1500斤，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年知青，对农活很在行，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他和群众聊天都问真情实况，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他的务实，正体现于此。

采访组：2016年2月19日，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视频连线。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

王绍据：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一个缩影。1984年，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也算是基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震惊于当地的贫穷落后，那真是“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买不起鞋子光脚板”的辛酸景象。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寄到《人民日报》，没想到《人民日报》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批示传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又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1984年6月下旬，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所以叫作“扶贫第一村”。30多年间，赤溪村经历了“输血”“换血”“造血”三个扶贫历程。输血扶贫就是缺什么给什么，缺钱给钱、缺粮食给粮食。换血扶贫就是实施搬迁，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作物很难种植，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最后是造血扶贫，如果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赤溪村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敢于同贫困作斗争，现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2014年是《人民日报》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30周年，《闽东日报》刊登了整版“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由福建省委办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呈送给习近平总书记。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作了200多字的批示。 201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脱贫路上的赤溪村》，第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两篇稿件都看了。我想，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代表了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念。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

王绍据：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2016年2月，《人民日报》两篇报道刊发不久，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电话说：“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我没想太多，就说可以。到了2月17日，《人民日报》福建分社的社长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会有车来接你，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里，他说：“现在你不要问，你就跟我来。”下午见了面，坐上车，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

2月18日下午，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他说：“请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饱满，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我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撼，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那我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对话。

2月19日，视频连线开始，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1分钟，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就轮到我了。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一下子就激动了，铆足了一股劲，大声地说：“总书记，新年好！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你拜个年！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们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的今天，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16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时间所限，我最后讲了一句话：“总书记，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走走，到赤溪村看看！”这一讲，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了起来，他深情地讲道：“绍据啊，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一听说你已经退休了，我很感慨，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当年，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新闻战线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气，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历程，要很好地总结。绍据，你是当地的‘活地图’‘活字典’，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提供一些实际情况，为下一步全国全面摆脱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最后，也祝你们新春愉快，生活幸福、事业兴旺！”原本计划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3分20秒。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望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我一直热泪盈眶。

采访组：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据：当天下午，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真厉害啊，能跟总书记视频连线”。直到4个多月过去了，我在街上走，还有出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说：“我认得你，你是和总书记视频的那个人！”说着，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记的光，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

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总书记相当于为赤溪村做了一次广告。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帮助赤溪村尽快致富。我举一个例子。视频播出以后，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驾来到赤溪村，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他问是什么原因，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到处都治不好。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他后来连续来了8次，带着自己熬的药，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他说：“这要感谢总书记呀，没有总书记的视频，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更不会来到赤溪村。”

采访组：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您还有什么切身感触吗？

王绍据：总的来说，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在习书记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具体体现为五个“实”：一是为人朴实，他从厦门到宁德来当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方主官，但他从不摆阔气，办公、开会的地方都原封不动，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他穿的衣服非常朴实，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夹克衫、中山装，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二是待人诚实，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三是讲话真实，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会拐弯抹角，正确的事情就支持，错误的就反对，不做“好好先生”。四是工作踏实，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不讲虚的，也不好高骛远。就我们闽东扶贫来讲，他一直坚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这是他治理闽东的名言，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他经过仔细调研、总结经验后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五是领导务实，他在宁德不论是扶贫、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发展经济，都是贴近宁德实际、贴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而不是急于烧“三把火”，或是搞什么“大干快上”。

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鼓舞着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我都努力通过新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了解习书记的施政方略。他30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是我们进一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会按照他的嘱托，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挥余热的事情。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1988年6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查实苦。遇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年夏天，邮电部准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20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0593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年8月，全地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到目前为止，他任上提拔的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犯错误，没有一个出事情。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那时候的宁德，拿出300多万来做一件事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差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户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户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原本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

采访组：谢总您好！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您就在宁德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谢作民：好的。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很差，不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从宁德到福州乘汽车要走4个小时。整个地区贫困面很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又很保守，农业发展都很困难，更别提上什么工业项目了。可以说，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他是寄予很大期望的，大家都以为年轻有为的习书记一定能烧起“三把火”。可他到了宁德以后，并没说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很快到各个县跑了一圈，对宁德整体面貌作了深入了解。困难比他想象得更大一些，他认为既不能给干部群众泼冷水，还要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就是“滴水穿石”。我们当时以为“滴水穿石”是不要急、慢慢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慢慢悟到，“滴水穿石”是建立在闽东当时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来的客观而深远的发展思路。就像习书记当年说的那样，宁德这样一个“老、少、边、岛、穷”地区，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各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要摆脱贫困，就要靠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一种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人民看。有的工作可能要做七八年、十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没关系，只要我们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地干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不管是习书记后来提出的“四下基层”也好，还是整治干部违规建房、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好，都是希望我们宁德的各级干部摒弃不良的价值观和作风习气，拧成一股绳，为了闽东经济振兴和发展，为了“弱鸟”得以“先飞”，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精神，创造出一个“滴水穿石”的奇迹来。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习书记到宁德工作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之后的从政经历。我总觉得，他对宁德、对闽东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采访组：那么，他在宁德任职期间，给宁德干部群众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谢作民：前面我提到了一点，习书记在宁德扎根基层，深入群众，这种客观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触很深。

习书记当时是宁德的“父母官”，但他从不搞特殊，坐的汽车是用前任书记的，司机也是用前任书记的，住的房子里只有电风扇，下乡走山路也都是自己拄一根拐杖，路再难走，都要走到群众中去，走进老百姓家里。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坚持公正公道。大概是1990年初，宁德地区搞干部民主测评推荐。经过推荐、民主测评等几个程序，准备安排我到宁德市（注：当时的宁德地区宁德市，即现在的宁德市蕉城区）当书记。他亲自来考核我，听了我的汇报，又了解了大家对我的评价，觉得很满意。他对我说，做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更重要的是德。你们为官一任，就是要重视品德修养，带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后来在使用干部上也沿用他的这个标准，重能力更重品德，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谁和领导靠近就提拔谁，谁不靠近就不提拔谁；谁送东西就提拔谁，谁不送东西就不提拔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离开宁德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在推动闽东经济发展上仍然尽心尽力。您了解这方面情况吗？

谢作民：的确。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仍然念念不忘闽东。这一方面是因为闽东人民的热情、淳朴给习书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颗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誓不罢休的执着初心。

习书记非常重视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我记得是1992年，福州市正在搞旧城改造，习书记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带人去福州学习旧城改造的经验，回到宁德以后加以借鉴运用。当时，我就带了我们宁德小市的副市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福州去学习。他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和经验。我们学习回来后，按照福州的方法开始搞旧城改造。1994年他专程回到宁德，了解宁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实地调研宁德小市小东门的旧城改造工作，还察看了群众安置点，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促成了宁德小市和福州福清市、马尾区结对子，发挥各自优势，协作发展，共同进步。双方定期互派干部交流锻炼，我们的同志在福清工作期间学到了很多经验，对于反哺宁德小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对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决不是对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一种“特殊关照”，而是为了帮助广大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的一种拳拳之情。

采访组：福建是沿海省份，船舶工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您后来离开宁德，出任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请您谈谈当时船舶集团的情况，以及习近平同志对福建船舶工业的关心。

谢作民：我1996年4月从宁德到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船舶集团”）工作，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他对船舶集团的发展非常关心，而且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省船舶集团旗下有三大骨干造船企业，就是马尾船厂、东南船厂、厦门船厂。这三家船厂都是国家船舶出口基地重点企业，马尾船厂更是历史悠久，1866年清政府重臣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在中国近代工业近乎空白的土地上，建船厂、造兵船、办学堂，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可以说，一个马尾船厂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工业跌宕起伏的历史缩影。

我到省船舶集团任职时，船舶工业已经出现了步履维艰的状况，船市不景气，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再加上马尾等三家船厂设备陈旧，没有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在国内造船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落后，出现了没落的危机。

那时候船舶工业竞争非常激烈，全国像马尾这样的船厂至少有几十家。马尾船厂虽然是百年老厂，但福建作为战备前线，长期没有资金投入，很快就被一些船厂赶上和超过了。当时马尾船厂已经资不抵债，发职工工资都很困难，尖端人才留不住，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有些人提议，要不就让马尾船厂走破产的道路。我坚决不同意，像这样的百年老厂，如果在我们手中破产了，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采访组：的确，马尾船厂是福建的重要名片，不能轻言破产。那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马尾船厂发展的？

谢作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曾多次到马尾船厂考察和指导工作。

1997年4月6日是他第一次到马尾船厂调研。当时，福州市要修一条江滨大道，有一段想取道马尾船厂的厂区，横穿船厂，如果这样就严重影响了船厂的生产布局。当习书记了解到这些情况，他认为江滨大道从船厂穿过确实不合适，但也不能因此不发展公路，于是就提出采用高架桥的方式，从船厂上空通过。建设虽然给船厂带来一些不便，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生产。

2001年5月15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在省市两级领导的陪同下到马尾船厂调研。他先登上3.5万吨船台，仔细察看了正在建造的一号、二号700箱集装箱船生产情况，又驱车到码头，察看正在舾装施工的两艘1.76万吨轮，向正在繁忙生产的工人们问候和致意。

在接下来的汇报会上，我向他汇报了省船舶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讲了马尾船厂遇到的困难，希望省政府能够给予扶持帮助。习书记在会上给我们打气，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特别是赞扬了领导班子和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也开诚布公地讲，省政府在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有意把造船工业的调整作为推动发展的一个重点。

习书记针对造船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贷款担保和对创汇企业的技改贴息问题，一一作了政策性阐述。他表示，今后省里在财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几经联系，福建华融集团出资9925万元，占41.29%股份，马尾船厂以固定资产入股，评估为1.34亿元，占55.79%股份，剩余股份由其他3家企业出资。同年12月21日，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12月23日正式挂牌运营。

从那以后，马尾船厂重新焕发生机。银行贷款顺畅了，流失的人才也回来了，大家都对发展前景充满希望。我们也开始积极到国际市场寻找商机，渐渐有了来自丹麦、德国的订单。多的时候，单从一个德国客户手里就陆续接了26艘轮船的订单。像马尾船厂这样的情况，当时要是一年能生产3到4艘船，全厂的费用就能很好解决，如果能生产7到8艘船，那就过得相当不错了。因为造船设施是固定的，生产的多，相对来说管理费用自然就少了，利润也就高了。债转股之前我们一年也就生产二三艘船，改制以后，我们两个船台一年就能生产七八艘船。负担减少了，资金活起来了，工人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整个福建省的船舶工业也因此走出低谷，得到振兴。

采访组：除了马尾船厂，习近平同志对船舶集团发展还给予了哪些支持？

谢作民：习书记对福建船舶工业发展的支持是全方面的，不仅给予了资金支持，而且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发展思路。

在他主导下，省里每年无偿划拨2000万元给船舶集团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在技术研发和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里全力支持我们参加国际性的海事会，一方面增长见识，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中寻找商机，拓宽发展渠道。

2001年6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台风“飞燕”在福州登陆，把马尾船厂停靠在码头上的两艘1.76万吨级船舶的缆绳刮断了，船产生移位，搁浅在附近的江畔。当晚我和船舶集团的几个同志刚好在厦门船厂，得到消息立刻往回赶，凌晨4点钟才到达马尾。不久后，省海事局领导就赶到马尾，这是习书记专门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船厂的损失情况十分关心。当时天还没亮，他的一通电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2000年4月25日，习书记到厦门船厂调研指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厦门船厂造船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接单能力也有所提高，三年完成了异地搬迁，实现了从建造千吨轮向万吨轮的跨越，创造了我国造船建设史上的奇迹。

他接着说，发展船舶工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我省船舶工业已经有了很好基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考虑如何进一步扶持。政府资金可以支持一些，计委、财政、经贸委也要争取从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资金中给予支持。但是，政府的钱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出路在于改制。现在企业有前景，相信会有人愿意参股，解决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习书记的一番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先后找了闽东电力公司、厦门建发公司、重庆钢铁厂等企业，共同参与改制。由于资金缺口很大。习书记了解以后，帮助我们专门给宁德领导打电话，看闽东电力能否出资。没想到联系之后，闽东电力很“给力”，同意入股8000万元，占股份32%，加上建发出资5000万元，占20%，加上重钢以及一家民营企业均出资500万元，各占2%，剩下的由船舶集团以厦门船厂自身资产评估1.1亿元入股，占44%，一共筹措2.5亿元，于2002年3月28日成功实现改制。我们深知，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就没有厦门船厂后来的发展，更没有船舶集团的发展。

采访组：看到福建船舶工业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怎样的评价？

谢作民：习书记没有与我系统地谈过这方面内容，但我能感受到，他对船舶工业、对马尾、对福建造船行业的关心和厚爱。

我记得200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马尾船厂有一艘出口德国的700箱集装箱船即将交付使用，我专门邀请他过来看看。他一听，欣然答应。一早，习书记轻车简从，只带着秘书来到马尾船厂，还特意让我不要告诉宣传部门。他看得非常仔细，从底舱看到驾驶室，走到船长居住间时还连连赞叹，说这里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非常高兴。他问得很仔细，造船用料怎么样，国产占比有多少，等等。我说主要的设备以及导航系统都还是靠进口。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造船工业要想真正发展好，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提高技术水平上，不要总干“苦力活儿”，要着眼高精尖，解决国产化，掌握主动权。我想，对一个行业最大的关心，莫不是帮助它从根源上找到症结，提出对症下药的良方。习书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关爱我们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习书记把船厂当成福建的一种骄傲，非常乐于向外推介。有两次，宁夏和江西的领导来福建学习考察，习书记还专门陪同他们到马尾船厂来，向他们介绍船厂的发展历史。

采访组：我们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从您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这些年看，您认为他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谢作民：你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感慨。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我在宁德小市当书记的时候，世界知名良港三都澳就在我们这个市，当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三都澳开发的事情就在我的任上。我们要开放，要发展，当时很多人就把三都澳港和荷兰鹿特丹港相比，认为我们的自然条件比如水深、港阔等方面都比荷兰鹿特丹港强，只讲自然条件，没讲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为此，我还专门请了专家过来“把脉”，其中有个专家实地看过之后，笑了笑，问我：你去过荷兰鹿特丹港吗？我说我没去过。我听出来他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当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可后来，我到省船舶集团工作，有机会出国谈业务，有一次真的到了鹿特丹港口，现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们的三都澳怎么能跟人家的港口相比？！鹿特丹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吊车林立，铁路、公路、航空四通八达。可我们的三都澳，空有长长的海岸线，什么交通都不通、配套也没有，怎么能一下子就开发了呢？

这些事给我的教训很深，我也越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上世纪80年代在宁德任职时就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是多么的务实和深刻！我们都能体会，他有一份雄心壮志，也恨不得闽东能迅速摆脱贫困。但他也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抱上“金娃娃”，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最终才能成事。我记得2010年9月，他回到宁德，专门和宁德的领导和老同志相见，又谈起当年闽东人的三大梦想，虽然当时不能实现，但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宁德建市、温福铁路都实现了，三都澳也在开发之中。这就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闽东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6月19日第3版

采访组：杨厅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期间，您曾在福鼎县担任主要领导。请您谈谈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感受。

杨有志：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对福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我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他拉开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序幕，对福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位是习书记，他以亲善、和谐、真诚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当时刚刚30多岁，却沉稳成熟，扛起闽东摆脱贫困的重任，脚踏实地搞调研，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表现出赤诚的为民情怀。他在宁德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宁德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习书记具有极强的科学决策能力。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地处宁德最北端，与浙江的温州市接壤，是福建省3个重要的省边界窗口之一，另外两个是南平市浦城县，靠近浙江西部;漳州市诏安县，靠近广东汕头。虽说是接壤，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和温州相差很大很大。那时候，温州改革开放势头很猛，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到处生机勃勃。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讲，福鼎要主动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主动对接温州，用温州经济发展的动力来带动福鼎的发展。“引进来”，主要是引进企业和物资;“走出去”，主要是把我们福建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我们还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1990年左右，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5个亿，福鼎的经济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除了搞活边贸，他还要求我们振兴福鼎的工业。福鼎以前二轻工业基础不错，但后来逐渐走了下坡。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福鼎应该把轻工业振兴起来。县里根据他的指示抓紧研究，专门成立了振兴领导小组，提出重振二轻工业雄风，对各个厂、各个系统进行分析，向省、地两级汇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拓展销路的方案。我们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工业农业两轮并转的方式，发展了啤酒厂、农机厂、味精厂、液化气厂、农药厂、汽车配件厂等。现在福鼎的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在整个宁德也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众所周知，宁德交通很不发达，当时浙江在修杭州到温州的铁路。习书记就想，应该把宁德到温州的铁路也修起来，这样宁德就“活”起来了。他交代我去邀请温州市委书记刘赐荣到宁德来，他们两人专门在福鼎开了会，商讨怎样把这条铁路打通。商谈结果是，温州负责把铁路修到温宁边界，宁德负责修建自己境内的这一段。虽然这条线路还没开工，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后任领导接过了习书记手中的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地沿着他的计划实施。2005年温福铁路动工，2009年6月30日通车，宁德地区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连接了福鼎、霞浦、福安、蕉城，最终给宁德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兴旺和福祉。

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年，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年，我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我们做了一笔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干劲呢?1988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

采访组：您后来到省直部门工作，习近平同志是省委领导，您和他还有工作接触吗?

杨有志：我1994年到省海洋渔业厅工作，习书记那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海洋渔业属于农口，所以我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还有一点，当时我们福建的海产品生产量已经上来了，但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还没有大的突破，产值一直不高。习书记在全省提出，生产环节上来之后，很关键的就是流通与加工，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样农民才能够增收。实践证明，海产品深加工大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得到了增产增收，形成了良性循环。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杨有志：习书记为人很朴实，从不为个人的事提特殊要求。在宁德时他的办公条件很简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连卫生间都没有。可就在那里，他读书、工作，擘画了闽东振兴的蓝图。我先后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十几年，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

2013年，习书记回到福建，和我们这些老下属叙旧。当时我们都已经退休，他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拉家常，热络地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闽东九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字，有的我们都叫不出来了，但他记得牢。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折射出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深情关心。

习书记对老同志一向敬重，老同志和他的关系都很融洽。有一件小事。习书记在福建任省委副书记时，有一个老革命离休以后赋闲在家，养了几只鸡。老同志拿了两只鸡，专程给书记送去。其实老同志不可能再有求于书记干什么，更不涉及什么送礼问题，就是想表达一份很朴素的心情：他敬重书记、喜欢书记，想让他吃点家养的鸡补补身体。老同志也曾送给另一位同志，但这位同志断然拒收，可习书记见了，立马向老同志表示感谢并欣然收下，还说这就把鸡宰了吃。这个老同志见习书记这么痛快，感到自己的一番心意得到了理解和接受，也非常感动。这是习书记很家常的一面，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幕。

习书记对老百姓很亲切很关心，能够帮助的他就尽力帮助。当时曾有一段佳话，就是宁德三任地委书记，也就是吕居永、习近平、陈增光同志联袂回闽东视察经济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了三任书记的团结和谐，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对闽东的共同深情。那次，他们详细视察了宁德海产品、茶叶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情况，并提出了发展意见。当时他们都已经在福州市，有的早已退休，有的是省领导，但他们对宁德这个贫困地区仍然如此牵挂，对闽东百姓念念不忘，让宁德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习书记还在平潭专门资助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他每次到平潭调研，都会专门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件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他从来不声张，只是把事做在实处。他总是让人感到既敬佩，又亲近。我深信，在习书记这样领袖人物的带领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人民一定会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