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