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还讲到宗教工作和华侨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请您讲讲当时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姚智梅：习书记对统战工作的几大块讲得非常明确，除了民主党派建设、少数民族工作以外，他强调宗教方面要引导好，海外华侨要团结好。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书记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量。”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统战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30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书记都鼓励我们去参加。习书记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人大、政协组织，请他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虽然才三十五六岁，但对统战工作很熟识，也很有想法，思路敏捷、敢于创新，开展工作重点突出，考虑问题又非常周到，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采访组：在您和他共事的两年里，习近平同志还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姚智梅：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对闽东群众感情很深，为改变闽东贫穷面貌的决心很大。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他都一一去了解；只要是关系到民生疾苦的工作，他都一一去认真落实。他经常讲：“宁德这个地方比较贫困，基础比较弱，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多到基层为百姓解难题。”他也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他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注：大黄鱼的别称，俗称“黄花鱼”）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中，专门组织对海洋产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专家进行攻坚。之前黄瓜鱼都是野生的，不能人工繁殖。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这不仅成为习书记在宁德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创举的鲜活事例，而且也是他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生动体现。后来，这批开展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习书记这个人充分发扬民主，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对班子成员非常尊重，平时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工作。班子会议上讨论一些重大事情，他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定调子”，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每次讨论都非常充分。遇到一些一时定不下来的疑难问题，他就提出下次再议。对于一些常委分管领域的工作，他也非常尊重分管领导的意见，比如有一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同志要来宁德调研，习书记知道这个消息比我早，但他并没有急于部署什么，而是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商量怎么安排，而不是强硬地下达指令。

每次我们开会，习书记都是最早到的一个，总是他等别人，而不是别人等他。如果会前也有其他人到了，他就主动和大家聊起家常，或者谈自己的一些见闻体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几个先到的同志讲他出访的经历。他说，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出国，总是要穿西装，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就是这么一身西装“挂”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出汗了也不敢脱下来。站在街上一看，凡是穿西装的亚洲面孔都是我们大陆人。他讲这个故事，是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还没有树立足够的自信。这些故事不仅对我们个人思想上有启发，也拉进了彼此的距离。大家感觉这个书记很开朗，和大家很亲近，于是工作上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因为他就是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有那样一种工作风范。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看到闽东有这样的领路人，闽东发展一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