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企业到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更加快捷（资料图片）。记者 叶义斌 摄

福州日报记者 赵昕玥 林奕婷 叶欣童 蒋雅琛 林晗 朱榕 阮冠达 林瑞琪

浓浓深情暖心田，殷殷嘱托催人进。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在福州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怀着感恩之心、爱戴之情，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福州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加快发展、造福人民的实际行动。

学党史悟思想：

不忘初心使命

“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日前，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邀请全国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廖素清，对史志办工作人员、三坊七巷讲解员，进行红色场馆讲解培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研究部门责无旁贷。”史志办副主任陈清华说，邀请金牌讲解员开展培训工作，旨在培养并推出一批党史宣讲员，为全市党员干部讲好党史故事，推进党史方志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史志办将进一步发挥职能部门优势，在前期摸排整理红色资源的基础上，做好文献资料征集管理和革命遗址研究工作，用好用活福州丰富的党史资源，推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总书记对革命老区发展的殷殷嘱托为老区注入了能量。”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老区办主任刘建平表示，福州是福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将持续加大老区红色文化宣传力度，传承弘扬红色基因，讲好老区故事，把老区革命遗址保护好、利用好，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8日晚，大型音乐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启动全国巡演，首站就选在八闽首邑闽侯。

“深受教育，深受感动！”闽侯县书法协会主席卢克锋介绍，今年，书协将举办建党100周年主题书画展览，目前正在征集作品，他将创作一首诗歌致敬英烈。“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老一辈的精神和思想传承下来，让红色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闽侯县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计划用闽剧艺术的表演方式来讲述红色故事。中心主任潘振棋说：“我们要结合下乡演出活动，让党的光辉历程走进群众，让党的精神扎根群众。”

学党史办事实：

牢记为民宗旨

在上周末举行的“2021年高新区—大学城人才线上专场招聘会”上，高新区组织了辖区内200多家光电、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科研技术服务、智能制造等用人单位参加线上招聘活动，提供岗位近8000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拓展居民收入增长的渠道，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这充分彰显了总书记一以贯之的为民情怀。”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命瑞表示，福州将紧扣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围绕“四个群体”，实施居民增收行动，对就业困难人群实行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让困难人员有收入有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福州将归集发布10万个以上招聘岗位。同时，福州还将大规模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和水平；举办专场招聘会，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就业。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蔡文表示，全市交通运输部门将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升智慧管理能力，科学优化公交线网规划，与地铁有效接驳，让“绿色出行”成为百姓出行首选。

为此，市交通局率先在全省推出32项全城通办事项和7项“异地受理、异地直办”服务，立竿见影地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感，将“能办”向“好办”转变。蔡文表示，下一步还将探索更多的优化事项，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切实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

短短几个月，台江区宁化小区便迎来了大变样。坑坑洼洼的路面变得平整宽敞，雨污分流免去小区积涝之忧，新增停车位满足居民停车需求。全方位的老旧小区改造，为宁化小区带来了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近年来，福州按照“环境提升、配套完善、管理到位、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对全市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2017年～2020年福州共541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总建筑面积约1244万平方米，惠及13．92万户居民。

“一轮轮改造，既完善了小区管网、道路、绿化卫生等基础配套，也落实了长效管理机制。既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也提升了小区生活品质。”市房管局物业管理处处长陈晖介绍，近年来，福州根据实际情况，在各小区推行居民自治管理，购买菜单式物业管理及引进专业物业等多种模式，同时建立四级管理体系，全面规范物业管理工作，保持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全市人民安居宜居，乐居美居。”

学党史开新局：

砥砺奋进新征程

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全市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智慧和力量，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工作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大力推进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30多年薪火相传，福州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务服务从1．0版升级到4．0版，为越来越多企业和群众带来更便捷的办事体验。

“我们要秉承‘一栋楼’办公理念，大力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创造性地抓好贯彻落实，以推动政务服务改革创新的实际行动传承‘一栋楼’办公理念和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行政（市民）服务中心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大力推动“马上办”，持续推进“园区办”，创新实施“智慧办”，扎实落实“异地办”，持续实施“打包办”，着力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考察时强调，要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结合庆祝建党100周年，开展好“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在农村，研究制定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具体措施，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结合开展村级换届选举工作，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在城市，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开展近邻党建“百日攻坚行动”。在项目一线，推进党建引领专项行动，保障各项工作始终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近日，在闽清县桔林乡尚德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琳勇带着科技特派员许国发查看通往东桥镇的公路建设情况。“等这条路通了，从福州到尚德车程就能缩短到1小时，可以承接东桥各景区的客流，带动村里的人气。”

学党史，开新局，站在“十四五”的起点上，李琳勇和当地村干部不断从党史学习中汲取力量，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古厝流转等工作，朝着“云上尚德”旅游村的目标不断迈进。

为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李琳勇在带领村干部们提升支部硬件设施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员队伍。“接下来，我们还将依托村党支部力量，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作用，弘扬‘马上就办’精神，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系列解读之十二：再提“赶考”，增添新内涵

新华网记者 董璐

【学习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系列文章，为您梳理解读讲话中的一系列重大观点。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赶考”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十分经典的比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性节点，这个比喻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赶考”永无穷期：答好每道时代考题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每个时代都有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一个个时代之问犹如一份份考卷，检验着应考者的智慧与胆魄。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一条漫长又艰辛的“赶考”之路就此开启。

我们的道路没有先例。党团结带领我们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党团结带领我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党团结带领我们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党团结带领我们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的不断探索中，我们党突破层层障碍、解决种种困难，不断丰富党的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答卷。

党的事业发展永无止境，“考试”仍在继续。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赶考”状态，把这场“考试”考好。

“赶考”检验初心：人民是唯一阅卷人

“赶考”路上，人民是唯一的阅卷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一份份考卷，我们答得怎么样，考了多少分，最后都要交给人民评判。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同志把进京比做“赶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赶考”之路，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的信念一脉相承，生动诠释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总书记朴实有力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本色。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这是立足于百年党史的深刻洞察，也是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清醒剂”“预防针”。

“赶考”迈向新程：把握答题“核心密码”

时代在发展，“考试”在继续。

我们面临的“考场”越来越大，“考试”越来越严，时代“考题”也越来越艰巨复杂。如何让国家克服困难、内外兼修？如何从诸多变数中摸清规律、找出解题之策？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从容应试，不懈奋斗，答好新考题，是考验更是责任。

踏上第二个百年的“赶考”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九个必须”的谆谆告诫振聋发聩：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跨越时空的清醒判断，高屋建瓴的战略安排，彰显了一个百年大党的胸怀和智慧，是我们成功作答新考卷的“核心密码”。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习近平吹响了进军新“赶考”征途的时代号角。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路上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执政水平，创造新成就，续写新辉煌，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连日来，内蒙古、江西、西藏、贵州等地整合资源力量、创新方式手段，紧贴群众开展接地气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掀起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内蒙古精准统筹，组织编写针对机关干部、农牧民等不同群体的宣讲提纲，并遴选干部、学者组建多支“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深入基层。

全区各地也因地制宜灵活宣讲。在锡林郭勒盟，边境管理部门的马背警队顶风冒雪，走进一个个边境牧户，送去温暖、送去全会精神；通辽市农村广袤，12名政治素质强、理论水平高、表达能力好的青年，组成 “博士宣讲团”走村入户，带去知识、带去全会精髓……

茫茫塞北，一系列宣讲活动红火开展。这些宣讲结合群众关注的教育就业、社保养老等话题，在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中解读政策、汇聚共识。

江西组建省、市两级党委宣讲团，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老兵宣讲团、农民讲师团等各类基层宣讲队伍1000余支。

在宜春市万载县，县文艺宣讲小分队采取“理论+文艺”的形式，结合地方特色“花灯戏”创作新剧目，让群众在看剧听戏过程中，领会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全会精神。

目前，江西已开展宣讲活动1万余场，直接受众逾500万人次。

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里。西藏组建宣讲团，分8个宣讲分队奔赴基层；全区各地也开展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将全会精神送至千家万户。

林芝市察隅县通过县级领导带头讲、各级书记示范讲、驻村干部驻点讲、农牧民宣传员广泛讲等“四种举措”，先后组织118支宣讲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宣讲、答疑，有力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生根发芽。

贵州采取中央宣讲团示范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省委宣讲团集中讲、党委讲师团常态讲、各系统领域联动讲等“五讲”方式，统筹推动引导多方力量参与宣讲工作，形成了强大声势。

同时，贵州在开展宣讲活动中，注重运用事实数据、典型案例讲清道理、阐明观点，善于运用生动活泼、接地气的语言，实现宣讲内容、形式、效果“三统一”。

截至12月10日，贵州共组建5500多个宣讲团（组），开展近3万场集中宣讲，共覆盖580多万人次。（记者刘懿德、闵尊涛、陈尚才、李黔渝）

□本报特约评论员

日前，我省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会议的召开，将有力推动全省社科理论界投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研究、阐释宣传，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建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主要考虑、突出特点和重要内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宣传思想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社科理论界的头等大事。全省社科理论界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当好全会精神的研究者、传播者、实践者，为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提供有力支撑。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全会明确的思路、提出的战略、作出的部署，既涉及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又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研究透彻、阐释清楚。社科理论界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研究宣传阐释，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领会全会精神。广大专家学者要找准干部群众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直面问题，释疑解惑，把学问写进人们的心坎里。特别是要突出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准确把握他们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推出一批视角新颖、语言鲜活的理论阐释文章。“两中心一平台”要创新方式载体，注重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百场社会科学报告会、社科普及以及“微宣讲”“云宣讲”等活动，打造一批融媒体理论产品，让全会精神的传播更潮、更靓、更富穿透力。

文以载道，士以弘道。回答时代之问、服务中心工作、增进人民福祉，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当前，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紧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积极谋划“十四五”规划。社科理论界要进一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深入研究落实中央《建议》和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九个超越”“四个更大作为”的具体措施，踊跃为我省“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现实、扎根八闽大地、坚持问计于民，把研究写在八闽大地上，把创新成果应用在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中。特别是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研究《建议》提出的“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顺应时代要求，担当光荣使命，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学术研究。在谋划“十四五”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社科理论界要强化学习，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把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和学习《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等重要教材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悟于心、践于行、落于实。要守正创新，既把新命题新观点新论断研究深、研究透，又以此明确各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重点，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福建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弘扬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确保全会精神得到全面准确、严谨生动的宣传阐释。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十四五”时期，我省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全省社科理论界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代共奋进、与人民同呼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扎实做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用思想和理论的力量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金秋时节，充满收获与希望。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被充分肯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有了纲领性文件。

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这次全会举世瞩目、意义重大。

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要目标、为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谋定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未来5年乃至15年的中国描绘出绚丽多彩的恢宏图景。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这三个“根本”连接起来的中国，注定是一个温暖的中国、一个活力的中国、一个奋进的中国。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建设温暖中国。

6000多字的公报中，“人民”一词出现23次。“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字字句句，都围绕着“人民”二字，映射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9000多万名中国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图景。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在“十三五”时期取得的各项成就里。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00万亿元，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数字道不尽这五年的辉煌成就，但人民群众看得到、体会得到。

高铁“缩短”了中国的空间距离，5G网络更新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北斗卫星为我们的前路“导航”，移动支付让生活更便捷，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让环境更惬意……温暖中国的天地间，洋溢着的不仅有暖暖的幸福，还有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憧憬。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塑造活力中国。

“十三五”期间，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换挡升级。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创新发展，无疑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闪亮标签。

面对“十四五”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三个月内连续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等7场座谈会开门问策。构建新发展格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等表述多次进入公众视野。总书记明确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布局：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主要目标；坚持创新被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改革创新，是根本动力，是发展引擎，更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国家战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为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信心。

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奋进中国前景可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奋进中国的新征程中，有新的目标、新的视角、新的指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系更清晰、路径更具体、指标更明确：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

奋进中国的新征程中，有强有力的保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部事业都建立在此之上。

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新时期，构建更加坚强的政治保障、体制保障、制度保障，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我们必将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击鼓催征，再出发！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采访对象：

郭安民，1944年1月生，福建厦门人。1983年任厦门市同安县县长，1987年任思明区委书记，1992年起先后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

采访组：郭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一到厦门任职就下基层调研，您当时是同安县县长，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调研场合吗？

郭安民：是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确实是在他到同安调研的时候。

近平同志1985年6月来厦门担任副市长，一开始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报到上班第三天，就带队到同安县调研，我作为县长高兴地接待和陪同他调研。当时，同安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他把调研第一站选在这里，让我既惊讶，又高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虽然他是副市长，职务比我高，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像邻家兄弟，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比他大9岁。聊天中，他说他和我一样都是上山下乡知青，还喊我老郭。后来我每次见到他，在私底下场合，他都一直这么称呼我。他事业心很强，抓工作很务实，吃得下苦，作风朴实，对群众很贴心，对部下、对同志都非常亲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3年，多次到同安调研。请您介绍一下他在同安调研的具体情况。

郭安民：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期间，来同安县调研的次数非常多，具体到底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村基本上都在山区，海岛又多，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近平同志是“上高山、下海岛”开展调研工作。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近平同志还深入田间地头、村前屋后，他看到当时群众生活还很贫困，村容村貌脏乱差，就提出要重视房前屋后的卫生，还要重视兴办教育，挖掘交通潜力，把生产统筹规划好。他叮嘱大家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水土保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

1986年1月6日，我陪同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开展调研。“英雄三岛”离金门岛很近，特别是小嶝岛，站在岛上就能听到金门的鸡叫。当时去这些岛上交通很不方便，要先坐车，再坐船，还要计算好涨潮落潮，才能到达。岛上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分多，而且经常刮台风，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不足，交通闭塞，人才奇缺，还有396家困难户和160家极困难户。近平同志先后登上小嶝、角屿、大嶝虎头寨，现场查看了紫菜苗和虾苗的育苗室，去岛上的中小学看教育的情况，还去敬老院看望了“五保户”和困难户。

调研结束的当天傍晚，近平同志就召集市财政、农行、水产局、民政局等部门召开联合办公会。他把调研中了解到的问题一一列出来，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向参会干部强调“要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意识，提振工作的精气神”。我们听了，感到近平同志是真心而且下决心要改变同安贫穷落后面貌，都很受鼓舞。

在这次联席会上，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自力更生，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发挥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大、盐田多、群众有发展水产养殖和晒盐经验的优势，向海洋进军要效益。要开发利用滩涂，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全面合理规划，发展对虾、海蛎、紫菜、海带、石斑鱼的养殖；要改造旧盐田，发展新盐田，提高盐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其他行业也要综合发展，取得综合效益。

联席会的最后，近平同志亲自给出时间进度表，要求大家按时解决问题，并对紫菜加工、对虾养殖、盐田改造、小嶝岛发电等十多个项目，作出具体立项拨款的支持。本来我们都以为视察过、开了联席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近平同志三个月后，又专门过问财政资金有没有到位，并要求县里抓好落实，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把这些钱用到刀刃上。当时近平同志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金门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在经济上超过他们。”正是这些立项和拨款，确保了“三岛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措施能及时到位，为“英雄三岛”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同安县快速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让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现在的同安，“天更蓝、水更绿、百姓富、生态美”，获得了“美丽乡村”的称号，已基本摆脱了贫困。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以后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同安人民永远感恩他。正是他当年的精准定调和科学引领，才为同安的发展指明了切合实际的方向，才为今天的美丽同安夯实了基础。

和近平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认为，他的工作思路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当时就说“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保留”，还让我们注意水土保持。他亲民务实，对工作充满激情，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体现着“严、细、实、新”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他留给同安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同安人去开拓进取。

采访组：为了推动同安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同安人民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当时还帮助同安建起了啤酒厂。请您讲讲这件事。

郭安民：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同安的发展，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同安兴建了第一个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同安银城啤酒厂。

我们同安一直以水质好著称，有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矿泉水资源，而且已成功试种了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当时有一个啤酒厂项目很适合放在同安，近平同志来调研的时候了解到有关情况，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到市里，他马上找有关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宁夏的老领导交换意见，取得了宁夏啤酒厂的支持。随后，他带着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市经委、市计委三个单位的领导，再次来到同安对这个项目作调研。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近平同志表达了同安希望申办这个项目的强烈愿望。

经过一番调研讨论，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和支持同安县创办啤酒厂。他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目前厦门啤酒市场的现状是被两个外地品牌啤酒占领，但本地啤酒仍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第二，这是一个内联企业，通过调查研究，在同安兴办啤酒厂技术有依靠，原材料有保证，办厂条件比较成熟。第三，与宁夏合办啤酒厂是大跨度联营，有实验价值。他要求市计委等部门尽快研究，尽快实施。当时同安县还很穷，市里都不太敢把这个项目给我们，最后还是近平同志拍板，一个星期之内就批复了200万元，把这个项目给了同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市里为我们同安批下来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近平同志支持，这个项目的批复肯定不会这么容易。

在近平同志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同安银城啤酒厂于1987年动工，1988年顺利投产，当年产量2000吨，税收200万元，1989年税收达到300万元，相当于全县工业利润的1/3还要多，超出了预期目标。到了1996年，啤酒厂产量达到5万吨，产值1亿元，上缴税收达到4000万元。这个啤酒厂的成功兴办，使同安有了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带动了同安县工业的突破性发展。

后来近平同志调离厦门，仍然非常关心银城啤酒厂的发展，每次听说我们有新的产品，或是有了新增盈利，他都很高兴。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近平同志当年的科学引领和倾情扶持，就没有同安县的今天。

我最后一次见近平同志，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参加市人大会议。他在会上遇到我，仍然很亲切地喊我老郭，还问起我家里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当选党的总书记，看到他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记者并发表讲话，我激动万分。我深深感到他当总书记，是全国人民的福气，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长能带出一个好班级，领头人非常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头人，将引导“中华号”这艘巨轮在世界发展的浩瀚大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我过去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值得我一辈子回忆的最幸福的事，同安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感谢他，祝福他。

（转载自2019年8月7日《学习时报》）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采访对象：

任镜波，1934年6月生，福建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一至四届常务校董、副秘书长，研究员。从1981年1月起，一直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曾任三届13年理事长，现为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顾问。

采访组：任先生您好！您长期在集美校友总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里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请您谈谈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任镜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迹，不只是他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那三年。实际上，从他198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他都是比较关注的。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又是厦门市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他有所了解。

那时厦门设立特区时间不长，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他当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负责牵头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市人大、政协比较关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经过机构改革和制定规划这样的工作，他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后来到宁德，我也很关注他。因为宁德在我们福建是有名的“老、少、边、岛、穷”（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海岛、贫困）地区。我当时是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长，在省里参加统战部长会议的时候，宁德的统战部长告诉我，近平同志到宁德，先用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地区的9个县都跑了一遍，还顺带考察了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等县。宁德的一些地方非常偏僻，比如寿宁县、周宁县一些乡村，新中国成立以来连县一级干部都很少去过，但他都跑到了。他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思想，认为人可以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言必称贫，处处说贫。“安贫乐道”的“穷自在”不可取，“等、靠、要”或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反复对当地干部群众讲这番道理，扶他们的志气，在闽东这个贫困地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大讨论，极大调动了那里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走致富之路的积极性。

他还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要搞经济大合唱，抓廉政、反腐败。当时，宁德的干部有很多违规占地建私房现象，开会的时候近平同志就说，要把违规建的私房退出来，退完以后把这些房子分给没有房子或者缺房子的人。他狠刹干部违纪建私房的歪风，查处了一批干部，清退了大量多占的公房，许多无房户、缺房户搬进那些退出的公房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人民日报》以“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间不长，但那里出现的变化却让人感到振奋。几年后，记者在采访近平同志时提到这段往事，他并没有轻松之感。他说：“这些变化相距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只能说是起步，闽东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再接再厉、奋斗不息。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多年来，他实际上一直在行动中践行着这种理念。

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两年多以后，又调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他在福州，倡导修护“三坊七巷”，抓旧城改造，建长乐机场，搞马尾港扩建，引进侨资，发展民营企业，还抓环卫包括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组建闽江学院并任首任校长等等。他注重保护文物，当时有一个房地产商要在当地一处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搞房地产开发，近平同志就说，那个地方不能开发，要进行文物保护。因为我是福州人，尤其关心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事。

后来他到省委省政府，先当副书记，然后当省长。他当省委副书记时，统战工作归他管，所以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时，他会代表省委讲话。他出席会议很准时，从来不让别人等。对此，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所以，在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和印象就已经比较深刻了。后来通过在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接触，我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

采访组：那么，就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和您对他的印象吧。

任镜波：我本人是集美大学校董会筹备办主任，后来又被聘为校董会第一届至第四届一共16年的常务校董兼副秘书长，因此对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情况比较了解。1999年至2001年，近平同志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尽职尽责，不挂空名，注重调研。他先后来集美大学7次，其中参加校董会会议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一是语言风格朴实无华。他讲话从不念稿，就好像跟大家平等交换意见一样。1999年10月17日，他参加集美大学校董会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不到两千字，朴实无华，十分贴心。他说：“加快集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是本届董事会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蒙各位董事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接任董事会主席，我一定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董事们，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常务校董加强对集大的指导和帮助，在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旗帜下，带动海内外一切关心集美大学的友好人士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像印尼侨领李尚大先生这样，添砖加瓦，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交流，并且不断去完善我们的体制，深化我们的改革，把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解决，使我们工作进一步完善，使紧密型的集美大学越办越好。”他讲的这些内容非常符合当时集美大学发展的实际。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挂一个校董会主席，这是因袭下来的，当省长都挂这个衔。但我这个人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会经常来看看，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挂。”实际上，他当校董会主席期间，总共来集美大学7次，是历任校董会主席中来得最多的一位。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每次开校董会前他都先来学校调研。我还记得2000年的校董会定在11月召开，当年8月14日他就带人来集美大学调研，还带上副省长潘心城、副省长兼厦门市长朱亚衍、省政府秘书长陈芸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他听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因为我兼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着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委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次研究集美大学问题的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

在这次调研中，他主要强调加强体制创新，包括领导体制的创新。因为集美大学的前身是交通部、农业部、省体委、省财政厅、厦门市政府等下属的5所高校。5所高校、5个管理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合并以后人员众多，尤其是党政部门人员很多，所以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体制如何改革。他当时提到，集美大学要不断完善新体制，不断进行配套改革和体制创新，给学校创造发展空间。他还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凝聚力、很有影响力的校董会，所以一定要弘扬“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会作用。因为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既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又能争取上级给予一些特殊的宽松政策，各方面相辅相成，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

2001年12月，他又来学校一次，上午调研，下午参加校董会。调研主要是看学校新建的工科实验室和最新的航海模拟器。他到航海模拟实验室，看到计算机可以模拟海上的大风大浪，船在模拟的海上乘风破浪，让人身临其境，他十分高兴，还动手掌舵体验。随后，他听说学校新建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经费十分短缺，便从省长基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学校。这也算集美大学“吃小灶”吧。

三是很注重与校董们的接触与沟通，也很尊重其他工作人员。海外来的校董在会上发言时，他不仅注意听，还主动跟他们交流。1999年10月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上，印尼华社的著名人士、校董会副主席李尚大发言之后，他就给予充分的肯定。2000年，在校董会上颁发“王瑞庭海上专业助学金”，因为捐助者印尼船王王景祺先生（王瑞庭是王景祺的祖父）没来，我作为这项助学金的引进者和信托人，本来是坐在台下的，他却招呼我到台上跟他一起颁奖。我上去后先站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位置，他招呼我过去站在他身边。当时我非常激动，在场的校董们也感同身受。他是大领导，如此尊重搞具体工作的人员，完全是他的品格使然。

开校董会期间，他提倡节俭，提出不要摆酒席，他跟我们一起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时，他又利用取餐、吃饭的机会跟大家聊天交流，显得非常自然和融洽。

四是非常尊重教师。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他专程到集美大学慰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座谈会结束，他还特意去看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刘老师住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宿舍楼的4层楼，没有电梯，他便拾级而上，给老师送上鲜花，并且深情地说：“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2014年11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亚访问，到停泊在霍巴特港区的中国“雪龙号”科考船参观。听说船长赵炎平、领队袁绍宏、站长徐宁都是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毕业的，他非常高兴，便对大家说他当过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

他离开福建时，海外好多侨领都致函向他表示祝贺和感谢。印尼侨领李尚大在信中说：“您在福建工作期间，实实在在为福建做了许多关系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的好事、实事，这是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的最大福气。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会永远感谢您！”

采访组：2014年9月，您主笔以集美校友总会名义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10月，习近平同志回了信。请您谈谈这件事。

任镜波：关于集美校友总会给近平同志写信和近平同志的回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有人曾经问我，你怎么会想起给近平同志写信？是不是心血来潮？

我写这封信有个信念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许多勤政爱民的故事，尤其他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2000年，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第二年，我就请好朋友夏蒙写了一篇《鸿鹄之志为苍生》的文章，简要记述了他在厦门、宁德、福州所做的主要工作，发表在我主编的《集美校友》杂志上，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钦佩之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忘年之交项南同志对他的推崇。他离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是项南作的序。项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项南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读过。项南说：“这本书值得读，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讲大话、空话，而这本书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难得。”项南的这席话，大大强化了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2014年10月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这年8月，厦门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来集美召开座谈会，征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的意见，我就建议要给近平同志写信，由市委市政府来写，或由筹委会来写，或请一位以个人的名义来写。过了一个多月，没人给我答复，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写。

我先以集美校友总会和《集美校友》杂志社的名义写了一封约300字的信，开门见山，明确提出我们的请求。同时，我又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诚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同时也结合说明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先生于1920年创办的，《集美校友》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侨刊乡讯。当时我还考虑到一点，以我个人名义来写，可能更合适。我身在民间社团，而且已经退休，写起来更加方便。其实，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近平同志报告一个信息：2014年10月21日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我自信，他知道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社会上有人说这封信肯定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否则怎么可能收到呢？其实，我是请一起在集美校友总会当义工的钟老师帮我拿到集美邮政局用快递寄去的。至今，我还记得这封快递的邮政编号。

信寄出以后，我倒有一种担心。信封写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习近平总书记收。中央机关这么大，层次那么多，这封信近平同志能看到吗？后来又想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的信访工作有了很大改变，这封信应该会送到。总之，那段时间我总是忐忑不安。

信是2014年9月5日寄出去的。10月8日下午，我坐车出门办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任老先生吗？我是中办的工作人员，您寄给近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当时，我喜出望外，看了一下手表，是15点10分。他还问我市里今年有什么纪念活动？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厦门市政协准备开一个纪念座谈会，厦门市委、集美区委的宣传部、统战部还准备开展一些宣传活动等告诉他。事后，我立马把这个情况向集美校友总会的主管部门作了报告。

10月13日上午，中办一位女同志又挂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近平同志当年讲话的资料。当天下午，我又把近平同志当年在集美大学每次讲话的录音记录稿，全部传真给她。10月19日上午，厦门市政协秘书长给我挂电话说：“任老，祝贺你！”20日上午，福建省委办公厅有一位同志挂电话问我，“嘉庚精神”的内涵怎么表述？这些迹象，都让我心里有了数。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10月21日上午，福建省政协和厦门市政协在厦门联合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顿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振奋。回信宣读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陈嘉庚先生的七公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晚上的福建电视台新闻和第二天的《福建日报》都全文发布了这封回信，福建省委书记还做了关于学习贯彻回信精神的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党政部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回信精神。我们把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现在快3年了，我们一直坚持着、坚定不移。

采访组：请您谈谈这封回信产生了哪些影响，你们又是如何学习和贯彻回信精神的。

任镜波：这封回信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近300字，字字珠玑，贵为经典。回信在海内外反响很大。大家读到这个信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普遍认为：

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继续肯定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宣示，祖国没有忘记陈嘉庚，祖国没有忘记华侨华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1945年，毛主席赞誉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3年，邓小平题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再次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对“嘉庚精神”作出了精辟阐述，这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这封回信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把“嘉庚精神”提到国家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回信对怎样弘扬“嘉庚精神”、要向陈嘉庚先生学习什么也作了非常实际、非常大众化的概括。以前我们讲弘扬“嘉庚精神”，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很难做得到。近平同志的回信非常接地气，他讲“嘉庚精神”不仅体现在用大量的财富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同时也强调了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还有关心国家大事、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他这么一说，很多华侨华人都觉得“嘉庚精神”是可以弘扬的，嘉庚先生的善行嘉德是可以学习的。以往我们讲“嘉庚精神”，都是在民间和地方层面来讲，近平同志的回信，一下子把弘扬“嘉庚精神”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这对于在全民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这封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信中说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还同时表示陈嘉庚先生永远值得学习。这封信的语言很平实，非常感人，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两年多来，这封回信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已经在海内外重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嘉庚风”。

此外，他的回信对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也是新的启示。近平同志强调弘扬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希望华侨华人在当地要有很好的发展，能为当地谋福祉，从而更好地增进与中国的民间交往，互利共赢。今年是近平同志回信3周年，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回信精神，厦门市委经过酝酿，决定成立陈嘉庚奖学金，鼓励“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的后裔来厦门深造。可以上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工业学校、集美中学。回来读博士的，一年奖励7万元，读硕士的一年奖励6万元，读本科的一年奖励5万元，读高职和中职、高中的一年奖励4万元。这样下来一年要投入1000多万元。到第四年，大概要投入5000万元。这笔钱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当年陈嘉庚先生在香港创办的集友银行每年分给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部分股息。消息传开，各地的华侨华人都说：这是中国吹来的“嘉庚风”。

三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宣传贯彻近平同志回信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10月都作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去年举办了嘉庚交响乐音乐会。集美区还举办了国际嘉庚论坛，还以“人文集美、嘉庚文化”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我们在海内外有60多个校友会，对于近平同志的回信，我们选用《福建日报》发表的全文彩印单页，开始印了1万份，后来又加印1万份，分发给海内外校友、乡亲，大家看了都非常激动。香港集美校友会和由集美校友当会长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就以这封信中的话“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发动了6万多名周围的群众投入“反占中”“反港独”的斗争。

集美校友总会以此为契机，把学近平同志回信、弘扬“嘉庚精神”，作为永恒的主题。我先后应邀在省、市和海外作了11场学习报告，出席了36场海内外华侨华人校友参加的学习回信精神座谈会、报告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

采访组：根据您的理解，请您谈谈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如此重视“嘉庚精神”？

任镜波：近平同志在回信中说：“我曾长期在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这可以作为他如此重视“嘉庚精神”的诠释。

2000年，中国侨联、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集美校友总会是主要协作单位，我是主创人员之一。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省长，摄制组去采访他，他非常热情，一点都没有省长的架子。他一再说：“拍陈嘉庚的电视纪录片是一件好事。”围绕对陈嘉庚的认识和弘扬“嘉庚精神”，他讲了许多。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近平同志重视“嘉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里永远记着老百姓。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0年1月，他当选为福建省长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深怕福建人民的生活在我任内提高得不够快。”党的十八大闭幕那一天，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曾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这些话都说明他是把老百姓时刻放在心上。

陈嘉庚先生也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永远装着老百姓。1940年，他在重庆出席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召开的欢迎茶会上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了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为社会好。”他还说过：“服务社会是吾人应尽之天职。”陈嘉庚先生要求学生“在校尽学生之职务，出校尽国民之职务”。陈嘉庚先生向学生作报告时说：“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我想，陈嘉庚先生的人生观与他一生的实践，都是符合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理念。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的指示，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是非分明，无私无畏，恪尽天职，助力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31日《学习时报》）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采访对象：

王太兴，1954年12月生，福建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儿，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只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被称为军中“活地图”的雷英夫将军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转载自2019年7月24日《学习时报》）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陈明端，1941年1月生，福州长乐人。1961年入伍。1983年5月任陆军第31集团军参谋长，1985年8月任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90年6月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晋升少将军衔，1996年3月至2001年12月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常委。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明端同志，您好!您在福建省军区任职期间，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过不少接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的配合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时，包括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兼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分别兼任宁德、福州两个军分区的第一书记，那时我在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因此我们在工作上有接触。

第二阶段，习近平同志于1996年至1999年任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还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直到他离开福建为止。我于1996年3月至2001年底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这个阶段我们在一个班子工作近5年时间，每次开省委常委会就会在一起，接触就更多了一些。

这一阶段，他对部队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比如，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经常讨论地方支持部队建设的问题。福建省军区是驻闽部队陆、海、空、武警的牵头单位，部队有什么事，都会通过省军区找省委和省政府解决，有些事还需要省领导出面帮助协调。每年我们都要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作为省长要主持会议，亲自抓民兵预备役工作、征兵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比如“军事日”之类的活动，也需要习近平同志主持。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工作的具体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的事迹突出。他把军队的事挂在心上，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他自幼成长在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而他本人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3年多时间。

习近平同志对军队的感情是真挚的。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军队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做到了深入细致、具体实在。我举六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就及时解决了部队干部家属的安置以及部队小孩的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部队比较多，驻军级别也比较高，军级单位有4个，随军家属比较多，家属安置和子女入学的困难比较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明确表态：随军家属安置和小孩入学问题，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困难，而是地方必须做好的工作。随军家属，凡是符合条件的，一律要按行业对口进行接收安排;随军子女，一律就近安置上学。习近平同志还把这项工作落实得好不好，列入双拥共建的考核内容。由于习近平同志的重视，这些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很快就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家属的工作，安排到福州市的各个单位，一般都是机关单位;小孩上学也被安排在周边比较优质的学校。这一项工作在当时走在了全省和全国前列，部队的干部非常高兴，他们一提起来就很自豪：“我们福州的市委书记习近平，真给部队办实事。”

第二个例子，习近平同志时刻把官兵的冷暖记在心上，及时为部队排忧解难。他经常到部队调研，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多次看望驻长乐县的海防十二师，尤其是两个海岛团(平潭岛的海防46团，莆田县南日岛的47团)，带去地方领导对部队官兵的关爱。20世纪90年代，基层部队的训练强度大，伙食标准低，特别是连队官兵，伙食比较差，生活条件不够好。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支持部队搞好农副业生产基地建设。他提出，一个团必须有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基地里必须有一片好菜地、一个好猪圈、一个好池塘、一个好作坊。为了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地方财政也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从此以后，团以上基本都建立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可以种菜、养猪，也有小作坊进行一些加工，有效提高了部队的伙食，让官兵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省政府每年还组织一两次生产基地的评比活动，对建设得好的基地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更是极大调动了各个部队建设好生产基地的积极性。

第三个例子，习近平同志积极帮助和关心军队营房建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队营房建设的经费标准低，大部分营房位置都远离城镇，靠近山边，营房也大多比较破旧，设施落后，有的连水电供应都比较困难。习近平同志了解到部队营区的状况，指示各级政府积极关心部队营区建设。随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营区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习近平同志指示地方搞建设的时候，要把部队营区的路桥也一起带动起来，全省逐步开始修拥军路、建双拥桥。原省军区门前的一条路，开始很窄、很小，后面政府拿了5000万元对道路进行了拓宽，还修建了排水渠。这样，部队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部队官兵的心也更暖了。

第四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强，对民兵预备役工作始终大力重视和支持。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建民兵预备役高炮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指示福州军分区要按上级规定抓好预备役高炮团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当时，建设高炮团部、营部及高炮库需要花费较多资金，而福州财政不算太宽裕，有人提出能不能用旧企业、旧工厂改造，这样可以节约许多经费。习近平同志知道后予以否定，指示一定要按照标准建设新的团营部，把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习近平同志催促下，经过一年多建设，福州市高炮团高质量建成，走在全省前列，得到总部机关的表扬和肯定。

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团建设始终非常重视，他不仅抓硬件建设，也抓软件建设。例如，他亲自抓干部选拔和培训，抓部队正规化训练，做到民兵预备役建用结合，充分发挥民兵预备役部队在社会治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任福州市委书记那几年，福州市民兵预备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后，开始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担任省长期间，仍一直兼任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我们曾想，这个政委一般是副书记兼任，省长本来可以不当这个政委，工作任务这么多，交给副书记就算了。但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师很有感情，还继续兼任。高炮师的建设任务很多，日常工作也很多，盖师部要找地皮，初定干部要培训，日常工作还要抓训练，他都会亲自抓、亲自过问。在他的主持下，福建高炮预备役师在全国始终处于先进地位。

第五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很重视。他任省长期间，我们有两个担任了正师级12年的干部转业，但超过了年龄，按规定地方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这两位同志很着急。我了解到情况后，就找到习近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两个同志在军队表现不错，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到了地方也一定能吃苦耐劳，好好干工作。像他们这种情况，据我了解，江苏有接收的，其他地方还没听说有接收的。咱们福建能不能接收，还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决定，所以请您帮忙协调一下。”习近平同志当即表态：“可以接收!”后来，在他的支持和协调下，两位同志安排得都很好。

第六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人民军队的老干部十分尊敬和关怀。每年八一建军节和春节，省里都会慰问部队和老干部，并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对年迈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都会亲自到他们家里去慰问，或到医院去看望。他还深入部队，和部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不仅带去慰问品，还带去地方领导同志的深情厚谊。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每年都是这样，所以军队的老干部和广大官兵对习近平同志非常认可。这个传统，在他离开福建以后还继续保持着。比如，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龙岩市的古田镇召开，习近平同志利用会议间歇挨家挨户看望老红军。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和当年班子里的同志们见面，把我也叫去了，还仔细问了部队老干部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对他说：“习主席，你现在当军委主席，对军队是真抓实干，军队更有希望了，也更有战斗力了!”

采访组：军爱民，民拥军，一直是相辅相成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军队支持地方建设的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由于他爱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军队对地方也很感激，始终尽心尽力支持地方建设。

一是军队积极参加地方抢险救灾。福建历来灾害比较多，特别是台风会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防台抗台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随时都做好准备，每次地方上受了灾，军队和民兵应急分队都会把协助地方作为重要任务，抢险救灾，帮助地方群众渡过难关。

二是军队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有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从海防前线转为重点抓经济工作。军队也把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力所能及配合地方。例如，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涉及海防十二师很多工事、训练基地、坑道等用地，当时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支持地方建设不太积极。后来，我们统一思想，坚决支持，把这些地都给了地方。对厦门特区建设也一样，我们厦门警备区出让了许多坑道地堡、战壕和沿海的国防用地支持地方建设。比如，厦门会展中心就是在一个部队让出的营房用地上建设的;开挖马尾隧道的时候，部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另外，我们军分区、人武部、民兵预备役，始终配合地方积极参加脱贫致富工作，在贫困地方建立八一军民小学10多所，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一些工作。

三是抓好民兵应急部队建设和民兵哨所建设，目的就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习近平同志在检查地方工作时，一般都会去检查民兵哨所。长乐区梅花镇民兵哨所就是其中之一。他到这个哨所检查工作，给哨所民兵带来极大鼓舞。该哨所成为先进哨所，在总部检查时受到表彰。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相识20多年，共事多年，深感他在为人处世和工作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是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一是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他做人低调，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触。他这个人很重感情，不管是和领导干部，还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他就像朋友一样和大家相处。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是谁有困难找他帮忙，只要不违背原则，他能办到的都会帮助解决。

二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团结人，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管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还是在省里工作，习近平同志在领导班子里面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当主要领导，要一群年龄比较大的同志配合他工作，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和谐相处。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市长金能筹同志年长他10多岁，但他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工作很协调，整个班子也很团结，工作非常有起色。他任省长时只有46岁，省政府机关的许多处长年龄都比他大，但在他领导下，大家照样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好各项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习近平同志修养好、为人低调、没有架子、民主作风好、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关心部属、做事公平公正。

三是习近平同志工作深入，注意抓住工作重点，善于用典型指导工作。他善于调查研究，平时下基层比较多，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抓住工作重点。福建有几项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抓得比较好。他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扶贫工作是他抓的一项重点工作，抓得很有成效。他主持全省工作期间，晋江市的改革开放、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武平县林权改革，他都抓得非常好。在这几项重点工作中，习近平同志都是在搞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再进一步抓落实。不仅抓得准，而且力度大、效果好、影响也大。

四是习近平同志胸怀宽广。他与同事相处，从来都是严己宽人。例如，在省政府具体工作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和他意见不统一，看法不一致。事实上，同志之间相处或工作中有不同意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关键是如何处理矛盾、化解矛盾。遇到不一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都能就事论事，不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

五是习近平同志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他在福建工作前后17年多，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人，接触的单位也很多，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没有任何负面声音。这是因为，他对自己始终能够做到严格要求。工作之余，他爱看书学习，偶尔进行游泳、登山之类的体育锻炼。习近平同志公道正派、清正廉洁，这也是他为官做人、秉公办事的底气。

采访对象：隋绳武，1941年8月生，山东寿光人。1959年入伍，1960年入党。曾任炮3师政委、陆军第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退出领导岗位。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9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隋绳武家中

采访组：隋绳武同志，您好！您在福建任第31集团军领导期间，与习近平同志有很多交往。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如何认识的？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之前，就对他有所耳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炮3师当政委时，我们师保卫科老科长黄士杰是河北正定人，与老家联系很多，对正定的情况非常了解。黄士杰经常跟我唠叨：“我们正定县有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年轻有为，干得不错！”我当时虽然没见过习近平同志，但他的名字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分管双拥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厦门市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到31集团军进行慰问，当时我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我就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了。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老成、诚恳稳重，有着远远超越他年龄的大气。

那天，我们就双拥工作中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了简要交谈。我说：“习副市长，我可是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啦。你到厦门来任职，我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就进入了主题。习近平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说：“按照市政府的分工，我分管双拥工作，还有宣传文化、发展规划、农业等。”我说：“习副市长，你的分工担子都很重啊。请你对我们多帮助指导，在双拥工作方面，我们以后一起努力搞好。”

厦门市与当地驻军从1981年开始就建立了军政联席会议制度。这个会议是厦门军民共建的最高领导协调机构，工作以研究、决定和指导军民共建为主，是密切关系、加深了解、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说是厦门特区建设的一大特点和一大创举，每年不定期举行。习近平同志是市双拥领导小组组长，1986年、1987年的联席会议他都参加了。1986年那次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地方政府讲话，对31集团军提出的需要解决办理的若干事项作了归纳，并都写在会议纪要上。后来这些事情都一项一项落实了，还办了其他一些实事。

习近平同志对双拥工作非常重视，给部队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虽然年轻，但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处理问题果断、细致，统揽全局的能力很强，真抓实干、勤勉务实，很关心和爱护军队的官兵。

不久之后，我到厦门警备区参加会议，习近平同志正好也去了，我们再次见了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见面次数就多起来了，还经常一起散步、聊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是否给您提到过这方面的经历？

隋绳武：我们都知道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虽然时间不长，但接触的都是国家和军委的高层领导。应该说，他那时就对军队的组织指挥体系有充分了解和认识，对军队的作战训练、管理教育等情况有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掌握。这段难得的军旅生涯，一定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当中，给他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段从军经历，为习近平同志到地方任职以后拥军爱军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能够拥有这么一段从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和平时期，对于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来说更是非常难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对双拥工作十分重视。请谈谈您了解的具体情况。

隋绳武：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国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厦门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他作为分管双拥工作的市领导，对部队关心支持的例子很多。

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后不久便参与到双拥工作中，关心部队建设，关怀部队干部，重视抓好部队人才培养工作。他先后出席厦门市庆祝建军58周年和60周年大会并讲话，肯定驻厦部队在守卫海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有力支援了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亲自组织了“军民共建中山路”活动，帮助31集团军将各营区门前的多条泥土路修建成了符合标准的战备路，人们称之为“拥军路”。

习近平同志经常前往海岛哨所看望慰问子弟兵，了解他们生活、学习和训练的情况。1987年7月，习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慰问守岛部队指战员。当时角屿岛作为纯军事岛，是无水、无电、无居民的“三无”岛，官兵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习近平同志当即决定实施扶持基层连队“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猪圈”的“三好”工程，派人在角屿岛打了一口深井，帮助部队解决用水等实际困难。他表示，要更加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他还勉励战士们珍惜青春年华，加紧学习和训练，热爱海岛，坚守海岛，为保卫海防、保卫特区作出更大贡献。30多年过去了，角屿岛现在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已经通了自来水，但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官兵们打的那口水井仍然保留着，也成了他关心支持基层连队建设的真实见证。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出席厦门市入伍青年前往部队报到欢送仪式，勉励应征青年到部队后积极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他还前往解放军一七四医院、海军厦门干部疗养院等地亲切看望伤病员、疗养员和离职休养干部。198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军队离退休干部欢迎会，在讲话中深情地说：“厦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子弟兵在解放厦门、保卫厦门和建设厦门中创立下的丰功伟绩。”1986年10月，他前往厦门火车站出席欢送退伍战士仪式，热情赞扬退伍战士在厦门各部队服役期间所作的贡献，希望他们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地方发扬光大。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部队人才培养工作。1987年7月30日，他出席在厦门警备区举行的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并讲话，强调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工作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一项重大措施。他指出：“帮助部队的干部战士掌握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武部门，都要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军政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厦门市被命名为首批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之一，并在以后历次双拥模范城表彰中连续夺冠，现在已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鼓浪屿好八连”、思明区中华街道还分别被授予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厦门市双拥工作做得好，与当年习近平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关系极大。这方面他投入精力很大，为驻厦部队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爱戴，驻厦陆海空三军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长期践行的朴素风范、求实精神、爱兵情怀和亲民作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工作以后，您于1994年到福建省军区工作。请您谈谈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对双拥工作的贡献。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主持工作期间，我在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直到1994年我到福建省军区任政委，我们两个又重新“接上了头”。我是4月4日报到的，6日我去看望他，也给他通报一下我来了。他热情接待，我在他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他给我谈了福州市的主要情况，希望我多支持他的工作。之后我们来往就很频繁了，我对他关心军队建设的感受就更多、更直接了。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还一直兼任着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建设发展以及军备能够走在全国预备役部队的前列，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倾注的大量心血密切相关。每年至少两次大集会和一次四级书记（政委）集训，习近平同志几乎是逢会必到必作讲话、逢训必参。他还与官兵一道上炮架、操作实弹射击。令人感动的是，从营房建设、训练中心（基地）设立，到部队生活、官兵思想以及队伍建设，他都关心备至。他常说，部队的事无小事，地方领导兼职要当作实职来干。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部队的经费来源、建设用地供给、兼职军官的岗位津贴落实等，习近平同志都是亲自批示、亲自协调。在福州市和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为部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解决随军干部家属工作安排及子女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也是军事要地，驻军多，机关多，干部多。福州驻有陆、海、空、武警四个军级领导机关，还有若干师、团级领导机构及后勤保障系统，营职以上的干部数量多。为此，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干部本人和领导机关。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明确表示这不是困难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工作。他在相关会议上明确，凡是军属符合条件随军调入福州市的，按照行业优先对口接收安排，子女就近安置上学，并将接收安置纳入各机关单位“双拥共建”的实际考核内容。各单位领导都响应号召积极执行，从此驻榕部队这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和南京军区的前列。

二是关心部队官兵生活改善。上世纪90年代，部队生活还很艰苦，还得搞好农副业生产。当时地方时兴“菜篮子”工程，习近平同志积极支持部队副食品基地建设。基地既能养殖又能种植，还能减少生产用兵，为部队提供蔬菜和肉禽蛋鱼等副食品。他要求市政府支前办、市财委具体负责，驻榕部队团以上单位，至少每个单位配置一个基地，每个基地都由市里补助适当经费、提供科技支持。

三是关心支持部队营房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上进行自来水、电力、燃气、道路建设时，习近平同志也都想着部队。福州市各县区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帮助部队修拥军路、建双拥桥，部队的营房营区面貌焕然一新，通往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亮了。

四是慎重处理军民纠纷，尽量不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和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军民纠纷和矛盾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着眼大局，正确处理；小事不小要重视，促成坏事变好事。”为此，习近平同志指示由军分区司令、政委牵头，请驻榕陆、海、空及武警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指定一名领导，并由群联科长作为联络员，共同组成“驻榕部队拥政爱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队所发生的军地矛盾事件。由于有这样一个工作机构，此后凡在福州市发生的军地人员打架斗殴、利益冲突、矛盾事件等情况，都及时由部队团领导和地方县区领导亲自过问妥善处理，弄清起因，分清责任，各自做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增进军地团结。

五是重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建设。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和人民战争思想十分明确。他对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工作十分重视、十分支持，明确强调基干民兵参加训练的“误工补贴”一定要保证到位，因此福州市基干民兵训练全员参加、全面落实。他还重视海防民兵哨所全面建设，关心他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保障条件，明确提出“财政需要拿的就拿，不能亏欠我们的海防民兵！”他强调“民兵要建还要用”，指示福州军分区与市公安局共同组织推广民兵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做法和经验，在多数县区的乡镇都获得了好的效果，推动乡风民风向好的方向转化。

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组建预备役高炮团。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表示坚决按照上级要求高标准搞好部队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建全新团部营区营房，让预备役高炮团以崭新面貌问世。当时福州财政不宽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人建议找一个废旧工厂厂房作团部，习近平同志当即否定。他明确告诉大家，建立预备役部队是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的新要求，任务交给福州市，我们一定做好这篇文章，交出优秀答卷。既然建，就要高标准去建，基础要打好，要另外选址。市委、市政府、军分区领导统一认识后，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市土地规划部门专门批地，市设计部门作出专项设计，市政府明确领导负责，军分区和高炮团具体实施。经过一年多努力，一座具有现代新貌又兼具作战指挥功能的新大楼以及附属设施完备的新营区在福州新店大北岭落成。这件事为全省预备役部队建设树立了榜样，也受到总部工作组的高度赞扬。

习近平同志对预任军官的选配十分重视，明确要求由市委组织部和军分区共同负责严格把关，对预备役部队的训练管理也作出明确指示，使得福州预备役高炮团从组建开始就叫响了“争创一流业绩，不负组织重托”的口号。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他强调，预备役要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来建设。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尝试。一旦有战事，并非光靠部队，根本上还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其一。其二，预备役部队的主体来自人民，既是兵也是民，平时搞生产、搞经济，战时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同志在那时就提出了要搞军民融合，要求预备役部队的经常性工作要做到“军民融合”。其三，地方领导兼职军官要当作实职来要求。他明确指出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离不开地方，地方领导为预备役部队排忧解难、办实事是应尽的职责，不是穿上军装耍派头、赶时髦。地方兼职领导，还要把当地的预备役部队真正当作本地改革发展稳定的生力军，所在地党政领导机关要经常“议军”，现役的预备役领导自然也要给地方预任（兼任）军官开单子、提任务。由地方领导成建制兼任预备役预任军官的初衷和要旨，也可以说是“人民国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对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花费了大量时间，特别是对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的建设标准要求比较高，投入精力比较多。在他的支持下，师部办公楼整体提升，各项设施更加完善，预任干部选拔任用更加规范，训练考核更加严格，平战转换更加快捷。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按规定可以不兼任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省军区考虑到他公务繁忙，怕精力顾不过来，去征求他本人意见。他认为，当省长仍然应该关心支持预备役师，因此一直兼任这个职务，直到离开福建。他对这个预备役师念念不忘，2014年回福州视察时还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充分体现了他心系国防、心系人民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

六是非常尊重和关心军队的老领导老首长。他对老干部工作一向十分重视，在厦门时我就深有体会。记得在一次军队离退休干部会上，他就曾对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到厦门安家落户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讲：“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你们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你们又担负起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中建立了新功绩。”这样饱含深情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对军队老干部的尊重和关心，也是拥军爱军思想的真情流露。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军队老干部特别关心。原来的福州军区撤编后，留下了许多老革命、老红军、老八路，他每年都要去看望，对老干部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讲，对老干部的尊重，也是对党和革命历史的尊重。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市里省里也都是这样要求大家的。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和八一建军节都要组织慰问老干部。由军分区领导带着市民政局、支前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先组织军、师职离休老领导，乘车参观福州市区的新发展、新面貌。中午，习近平同志和市里领导与老干部一起共进午餐，交流沟通，表示慰问。老干部们非常高兴，赞扬习近平同志：“暖了心，浓了情，固了根，不忘民！”对于年事已高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亲自登门慰问，聊聊家常，了解需求，解答问题。

习近平同志深得军队老干部的称赞，他的言行也带动和形成了省市各级领导尊老、敬老、扶老的好风尚。许多老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给予很高评价，对他感情也很深，多年后还对他念念不忘。

七是非常关心军队转业干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对军转干部工作非常重视。他强调，军队干部在部队工作多年很辛苦，转业地方工作一定要安排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做好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就是支持军队干部安心部队工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安置，习近平同志考虑得更是非常周到。他要求市委组织部对每个正团职的安置，准备两个安置岗位，让转业干部本人选择。定岗后，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同每个正团职军转干部见面谈话，鼓励他们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在地方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习近平同志的这些做法，使驻榕部队转业干部深受感动和激励。

习近平同志对军转干部敢用善用。1996年，原福州军分区参谋长陈正生，任副师职8年，转业福州安置。习近平同志对军分区干部有接触有了解，因此建议将陈正生参谋长安排任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正生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干得很不错。

原福州军分区政委王爱平，1995年到福州军分区工作之前，在驻泉州的海防13师当了8年政治部主任，还当了5年多师政委。根据中央军委有关规定精神，其本人愿意转业地方工作。省军区领导给省里领导协商后，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向省委建议，将王爱平同志安排到新成立的“福建省口岸与海防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负责海防管理工作。王爱平同志2000年3月上任后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广受好评。

八是特别重视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宁德军分区、福州军分区的领导都反映，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敏感性很强，组织纪律性很强，在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方面做得非常好。

1996年，各县区武装部收归省军区建制。军委总部规定，各武装部现有的干部，凡符合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年龄规定的，一律收归穿军装；不能收归的干部，由地方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和工作，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使用，其余的都应平职安排，原来是常委的仍然要保留常委职务等。福州军分区共有13个县（市、区）武装部，部长、政委共26人，少数年轻的、符合晋职条件的留下来交给军队，多数年龄偏大的、任职时间长的、稍微过杠的、按照条件不能收回的，由地方另外安置工作。我将需要由地方安置的同志列了个名单，找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作了汇报，说这些同志虽然超龄了，但资历比较老，干得是很好的。我建议把他们安排好，没提什么具体职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省军区党委提出的安置方案，他提出经市委组织部考核后，由市委领导讨论决定。由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州市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时，由地方安排的人武部领导，安排得最快也最好。习近平同志对各项原则把握得非常好，使这些同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充分施展了才华。

在“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方面，例如鼓楼区部长、闽侯县部长，多年工作表现优秀，被分别提拔为鼓楼区委副书记、闽侯县委副书记。

在“原来是常委的要保留常委”方面，如连江县政委、永泰县部长、平潭县部长、马尾区部长、罗源县政委等原来都是常委，因年龄大不能随武装部回军队，便在地方上保留常委，并改任政法委书记。

在“其余武装部领导都要作相应安排”方面，因年龄偏大不能收回军队建制、原来没有担任常委的几名部长、政委，也都分别安排在区县人大、政协担任副主任、副主席职务。

后来我得到反馈，各级安排得都很认真、很到位，真正做到了“三满意”，即武装部满意、干部满意、双方领导满意。福建省军区、南京军区都在第一时间总结和转发了福州市这一好的做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双拥模范的表彰工作，他自己也屡获殊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是拥军支前、支援国防建设的模范，同时也注重双拥表彰工作。1991年，他听说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双拥工作大会，就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争取在福州市举行。我当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由南京军区和福建省具体承办，我参与了大会全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会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双拥模范城、十大双拥模范人物。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举办地领导讲了话，还赋诗一首，表达爱民爱军之情，这就是影响深远、广为流传的《七律·军民情》：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

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

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从这首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心里装着人民、心系人民军队的情怀。鉴于当时福州市在支持国防建设和双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1992年，习近平同志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当时《解放军报》每年都要推选10个关心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主要由省军区推荐并征求省委省政府意见，达成一致后上报解放军报社的后备力量建设宣传部，最后经总参国防动员部批准，然后在《解放军报》发消息，《中国国防报》发人物照片和事迹。1995年，我们省军区经研究，决定推荐习近平同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当年10月，解放军报社派有关领导到福州了解采写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和双拥情况，由省军区政治部领导陪同采访。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采访，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事迹十分突出。他多次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入部队，帮助解决了营区建设用地规划、水电路、军转干部安置及部队家属子女户口迁入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对部队的事实行特事特办。他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大量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完全符合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评选标准。

1996年，习近平同志被评为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位新闻人物”，并被授予“特别荣誉奖”。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而此时他已担任省委副书记，因工作繁忙没有到会，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同志随省军区宣传部的相关同志到京开会。临行前，他还专门把这些同志叫到办公室，叮嘱关心国防是大事，务必开好会，把经验带回来，好好贯彻落实。

回顾在福建期间对习近平同志的一些认识和印象，我深深感觉到，习近平同志关心尊重军队老干部，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关心体贴军队官兵切身利益，关心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等等，都是源于他心系人民、忠诚于党的政治素养和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直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说到也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队也经常支援地方建设。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隋绳武：福建省作为革命老区和海防前线，双拥优良传统源远流长。驻闽部队也始终牢记根本宗旨，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部队领导始终把双拥工作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同时，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广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援建重点项目，在扶贫帮困、保护生态、捐资助学、共建文明和抢险救灾等方面为地方作出了应有贡献，在广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中融洽了军政军民关系。特别是在抗击台风、扑灭山火、海上救助等重大抢险救援行动中，驻闽部队总是闻令而动，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成果，受到八闽大地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厦门期间，我们驻厦部队就经常与政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为庆祝建军60周年，厦门市政府、31集团军、厦门警备区和厦门水警区联合举办了军民横渡厦鼓海峡活动，参加横渡海峡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共4000余人。竞渡者从鼓浪屿小德记海滩下水，到厦门水仙宫码头上岸，全程800多米。活动开幕式在郑成功塑像下举行。习近平同志和我们部队指战员一起参加横渡活动，并胜利到达终点。

1995年我任省军区政委时，为帮助解决闽北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问题，组织军区广大指战员开展“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募集资金50余万元，为宁德市福安县赛岐镇捐建了“泰康八一希望小学”。这是积极响应和关心地方建设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爱民、民拥军蔚然成风。习近平同志重视改善军民关系，强调军民共建，对这些实际举措不断总结提炼。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他多年重视双拥工作的体会和总结，也是今天他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创新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当然，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充分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采访组：您是1996年离开福建的，这之后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联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隋绳武：我1996年4月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武警总部任副政委，我们见面就比以前少了，但联系一直没断。1998年，抗洪结束后，陈明义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到武警总部机关，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武警部队在闽江抗洪抢险战斗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是我联系的。

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有一年还曾专门给我寄来一本书，是关于浙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规划的。每逢重大节日，他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会委托他人来看望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老朋友、老同事的关心。他到浙江后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但心里时常惦记。

2007年5月17日，我退休后到外地疗养途经上海。习近平同志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了解到我在沪时间只有一天，决定当晚同我见见面。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谈得比较深入，也比较投入。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俩相识20多年了，通过这么多年接触，我感到你有五个特点，也是五个优势。

第一，根红苗正。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从小受父辈红色传统的教育培养，并且经历政治运动的磨砺，受到了不寻常的考验，但你为人低调，多少年来默默奉献，踏踏实实。

第二，多岗历练。你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县、地、市、省4级书记，这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你工作阅历丰富，在河北干过，福建干过，浙江也干过，一步一个脚印，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突出政绩，都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没有杂音。我说：“你是近平不平啊！叫近平但是不平常啊！”

第三，经历丰富。你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军队工作经验，和平时期高级干部同时具有这两个经历和身份的为数不多，十分难得。

第四，年轻老成。你历来沉稳低调，从不张扬。和你接触，会有一种亲切感，有靠得住、信得过的感觉。这些年你所到之处，各方面的反映和口碑都很好。

第五，酷爱读书。你善于钻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和水平，这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以你的品德、能力和政绩，大家都看好你的发展，期待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更大的作为。

习近平同志听我讲完后说：“您的这些肯定，这些溢美之词，都是肺腑之言，也是对我提出的希望，是对我的提醒和帮助，感谢！”

那天，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他回顾了父亲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讲到习老1962年就受到冤屈，讲到“文革”中的苦难遭遇，这些对他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都是深刻的磨炼。接着，他谈了担任正定县委书记的情况。因为干得不错，当时河北省委研究决定他出任团省委领导，他得知这一消息，一晚上没睡好觉。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自己到正定时间还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想多给正定人民干点事情，于是就给省委领导写了封信，表示希望在基层继续锻炼。后来，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工作成绩，当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中组部在1985年安排他到厦门任职，让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经受考验和锻炼。三年后，组织上又调他到宁德这个福建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担任一把手，他在那里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倾尽心力带领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组织上非常认可他在宁德的工作表现，于是1990年就让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从正定到厦门，从宁德到福州，从福建到浙江、上海，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都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怕挑重担子的。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后，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我很想与他叙叙旧，但一直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不打扰；第二，不添乱。有了大事、要事，我还是很注意跟他沟通的。2009年，我向习近平同志推荐寿光老县委书记王伯祥同志为模范县委书记典型的事，得到了他的重视。

2014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上面有一个相关文件，我认真学习后，感到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强调的问题，必须鲜明地指出和纠正。例如，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个人亲信，人身依附空前严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重削弱，“军队国家化”这种思想有所抬头，这些危险的存在还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些光荣传统丢失，等等。经过认真梳理，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上述意见。后来，总政派了两位同志来我家里，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和建议。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推荐王伯祥同志的事情吧。

隋绳武：2009年清明节，我回老家山东寿光扫墓期间，有人给我看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为鉴》。这本书写的主要是王伯祥同志在任寿光县委书记五年间创造和推广大棚蔬菜种植的感人事迹，他后来担任潍坊市长期间因患肝癌退出领导岗位，享有崇高威信，寿光人都称他为“活着的焦裕禄”。离开县委书记岗位18年后，老百姓对他仍念念不忘。于是农村的一些大队支部书记、退休教员和老百姓自发组织搜集整理了一些素材，编了《大地为鉴》这本书，意思就是王伯祥的事迹大地可以作证。我对王伯祥的事迹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王伯祥是个苦孩子，学习很好，人也很好。当时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他编写的《大地为鉴》，再一次被他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禁不住流下热泪。

回京后不久，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并寄去一本《大地为鉴》。我在信上讲，王伯祥的事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如果能够把王伯祥树立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相信对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乃至对整个党的建设都有好处。

大约7月初，我得知习近平同志将我的信批给中组部和中宣部，让他们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到寿光进行了20多天的采访调查。后来，中宣部将王伯祥作为时代先锋进行宣传。

当年12月31日，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同志出席了报告会，并对王伯祥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在会见报告团成员时，习近平同志给他们讲，这个典型是武警部队老副政委隋绳武同志给我推荐的。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伯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评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充分说明，习近平同志很爱护人才、珍惜人才，特别是对抓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非常重视。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接触的30多年中，您认为习近平同志有哪些鲜明特点？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当初我认识他时，他才3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交往与接触，深深感觉到他做人很实在，处事很稳重，工作很扎实，负责任敢担当。

这么多年，无论他走到哪里，口碑都很好，没有杂音，没有非议，这很难得。所以，我认为他是读书有成、事业有成、做人有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修身有成、齐家有成、做事有成，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在新一代领导人当中，他是新干部老作风，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我对习近平同志特点的评价是，他是老革命的后代，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有平民心态。第一，酷爱学习，善于学习，常常引经据典，对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看得比较透，有独特见解，深思熟虑。第二，年轻老成，成熟稳重，夙夜在公，理想远大。第三，工作作风很简朴，很扎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尊重老同志。第五，谦虚务实，重视和尊重军队同志的意见。

我常常想，他现在给全党同志提出来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实践过程的真实写照。他一路打拼，一路成长，一路身体力行。他的思想、决策和行动来源于三个最重要的立足点：第一，根植于民。一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第二，爱党如命。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千方百计严格党的教育和纪律。第三，惜军如己。以爱惜军队、拥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为己任，能够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由于这些特点，习近平同志不愧是党和国家、军队、人民的好领袖、好统帅。

据我观察和体验，习近平同志有四个方面过硬的基本功。

一是做普通人的基本功。关心普通人的利益，讲普通人愿意听的话，为普通人服务。随着职务提升，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是保持本色、不忘初心的突出体现。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自我修养成果，也是党的希望之所在。

二是善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这是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他不管身在何处、官居何职，总能深入基层，总能到老百姓身边调查研究，这既反映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又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艺术。我曾亲自到他三次走进去的大山深处的下党乡，听群众讲习近平同志的吃苦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往事，十分敬佩！

三是善于听取群言的基本功。职务越高，这一项基本功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听功”比“说功”更重要。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很不简单。

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功。他善于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能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有的放矢。他敢于直面问题，对调研了解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通过整改落实，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常言道，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明天的基石。我感到，他的每一步走得都很扎实，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而深刻的脚印。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往开来、笃定前行，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富国强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采访对象：黄贤模，1941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79年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室经济科负责人，1983年任台江区区长，1985年任福建省纪委常委，1990年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1995年任三明市委书记，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2019年至今，任省计划生育协会名誉会长。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黄贤模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任省纪委常委，对他在宁德大力查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这件事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黄贤模：我1985年到1990年在省纪委任常委，负责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区和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不够重视，一些干部纪律观念松懈，不正之风出现抬头趋势。比如，当时福建省就出现干部滥用职权、违规占地乱建住宅、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在宁德地区，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损害了党的形象，也给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习近平同志对纪检工作历来高度重视。1988年，他到宁德地区任职的时候，首先对纪检工作做了充分调研。在纪委的工作汇报和群众的情况反映中，大家都提到了宁德一些干部违法占地乱建房子问题，牵涉面比较广，群众意见非常大。当时宁德地区群众生活不富裕，干部每月收入最多100多块钱，但占地建一座房子，起码要几万元。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表示，对这样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的问题决不能手软，必须坚决查处。在他领导和支持下，地区纪委严肃查处了一批干部，并且根据违纪违法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处理。情节较轻的，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一些的，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还有一些干部，已经触犯了法律，坚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时，我们省纪委也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查处。从全省各地区看，习近平同志抓这项工作的力度最大，查处违纪干部是最坚决的，最后的效果也是最突出的。他把这股歪风坚决刹下去了，得到宁德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拥护。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林开钦同志对这个事情很有感触。他认为，在习近平同志坚决推动下，宁德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在全省范围内是解决得最好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请您谈谈他在这一时期抓纪检工作的情况和对省纪委工作的支持。

黄贤模：1990年，习近平同志从宁德到福州任职，当时我任省纪委副书记。他上任不久，就来省纪委走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对习近平同志早有所闻，但没见过面。这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又那么稳重、成熟、干练、谦和。

我在省纪委工作这么多年，福州市委书记来走访省纪委还是头一遭。而且，习近平同志很认真，我们省纪委每一位领导的办公室、每一个处室的办公室都走了一遍。当时我们有12个处室（包括机关党委），他和我们每个处室的同志进行交流，态度非常亲切。他表示，希望大家对福州市的工作和福州市纪委的工作多关心。这充分说明他对纪委工作的重视。事实上，当时的纪委可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有少数领导干部甚至错误认为纪委只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设障碍、搞干扰，甚至有的地方一些人调侃说什么“防火、防盗、防纪委”。那时候，纪委要做好工作必须有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持，习近平同志这样做，对我们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风，所以我们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重。

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时，省里正处在集中力量处理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时期。他来了之后，又继续在福州开展清理、查处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丝毫没有放松。当时福州市的连江、闽侯两个县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习近平同志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针对这个问题，他对纪委的同志强调，对那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涉及群众民生的违规问题，坚决查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姑息。

除违规占地建房问题，福州市当时还查处了一起在全省震动比较大的案子，就是市防疫站的乙肝疫苗案。当时福州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市防疫站有私分公款现象。纪委的同志们调查后发现，市防疫站和基层的防疫站、卫生院等有关单位勾结在一起，把本来价格低廉的乙肝疫苗抬高价格，非法牟利后私分，这个案子涉及面非常广。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他听取汇报后向市纪委明确指示：“第一，对这样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绝不手软，涉及谁就查谁，不管牵连出什么人，一查到底；第二，市委坚决支持纪检工作，如果你们感到人力不足，力量不够，我将组织力量支持你们；第三，如果你们在哪里受阻了，立刻告诉我，我来给你们清除障碍，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查好查实查彻底。”

在习近平同志全力支持下，这个案件一查到底，把相关责任人全部查清，处理了一批干部，将所有违法乱纪人员予以分类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最后，把查处结果进行了全市通报。这个案子的处理，对腐败分子起到比较大的震慑作用。当时我在省纪委，分管各地的检查工作，这个案子查处的全过程我都很清楚，最终处理结果对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作用，群众对此也非常满意。

刹公款吃喝这股歪风的时候，有些干部不是很理解。当时，对公务招待规定了“四菜一汤”，有的干部还抱怨说：“四菜一汤，生意跑光；没吃没喝，客人跑光。”意思是只有大吃大喝才能发展经济，太简朴了啥事也谈不成。当时查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问题，查处手段和力度与现在相比差得很远。现在技术进步了，干部到哪里吃喝，群众随时可以用手机拍照，公车到哪里，都会有GPS定位。但在当时，需要纪委工作人员跑到现场拍摄取证。有人就说，你们太“左”了，成天搞这些东西，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这不是给我们捣乱吗？很多怪话就出来了，有些说得还很尖刻。这样一来，纪委一些同志工作起来也有了顾虑。虽然他们做的事是正事，但也架不住各种干扰。当时市纪委副书记左允甘就跟习近平同志说了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你不要怕，不要有顾虑，该查就要查，该办就要办，我支持你。这样一来，纪委的工作人员都有了底气。这说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他是非常严肃看待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对纪委工作毫无保留给予全力支持。当时纪委的干部们对他都很有信心，他们私底下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这位领导很可靠，他是我们的有力后盾。”

习近平同志重视纪检工作，对干部严格要求，对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是很有决心的，也敢于和善于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他任福州市委书记近6年时间，在纪检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反腐斗争中态度十分坚决，福州市的纪检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不仅纪检工作成效显著，纪检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当时福州市有个年轻纪委女干部，工作很突出。我们省纪委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觉得可以提拔使用，习近平同志对此也非常支持，亲自找她谈话，支持她到省纪委任常委，后来这位女同志成长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采访组：在您看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能够坚决支持纪检工作，他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底气来自哪里？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心，为什么能够这么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有时候，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结合对他的了解，有一些粗浅认识。

第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同志做到了“打铁自身硬”。他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因此有决心、有底气从严治党，从严要求干部，大力惩处腐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有一次访问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福州侨胞比较多，当地侨胞觉得他们的“父母官”来了，应该表达自己的热情，因此就送一些礼品和礼金。习近平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这些礼品和礼金列了一个清单，如数上交，而且他还要求，随团访问的同志也要照此办理。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说实话，当时市委领导能够这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在从严治党上能够底气十足、重拳出击，源于他的洁身自好、率先垂范。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省纪委没有接到过一封反映他问题的群众来信，这是非常少有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容不得沙子，领导干部哪里做得不到位，群众都会写信反映。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就没有发生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自身廉洁从政严格要求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家庭的熏陶、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造就他有极高的党性修养，让他对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期望有深刻了解。他深深知道群众对腐败是多么深恶痛绝，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正是他对共产党员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第三个原因是，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刻认识。他于1991年在省纪委机关刊物《福建纪检》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以铁的纪律为90年代发展保驾护航》，这篇文章很有见地，而且文章中的观点到现在也不过时，与习近平总书记今天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鲜明提出，党的纪律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铁的纪律对坚持从严治党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必须依靠铁的纪律，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依靠铁的纪律，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保证战略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我们的经济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还就如何严格党的纪律谈了看法。他认为，一要狠抓领导，从严治党，这样广大干部群众才能跟进；二要狠抓教育，增强免疫力，才能更好防腐拒变，才能够反渗透，反和平演变；三要狠抓监督，强化约束力；四要狠抓执纪，加强震慑力；五要狠抓队伍，提高战斗力。这篇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好。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书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重要性及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领导一个地区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当今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有着长期的深入思考和实践基础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您任三明市委书记。这段时间你们在工作方面有哪些交流？他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思路？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我到三明工作了，但我家还在福州，就和他住在同一栋楼，我住在他楼下。我有时回福州开会或放假回家，会与他聊一些事或向他汇报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福建全省的各个地市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三明未来的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思考。有一次，在省里专题研究三明发展问题的会上，他针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讲过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

他说，从三明整个情况来看，今后的发展要把握住“体制创新、市场导向、结构调整”三句话，三明才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这段话确实切中要害。三明是一个过去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城市。1956年，三元县和明溪县合并成立三明县，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地级市。当时，福建作为前线面对台湾，为了对战备有利，省里的一些重点企业以及上海的一些企业为了支援福建发展，也搬迁到这里，可以说三明是先有工厂，后有城市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三明的财政收入在全省还是很不错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企业失去了优势，三明市的整个经济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拐点。

对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有深刻的认识，给我们作了详细分析，让我很受益，对三明的未来发展有了清晰的思路。第一，体制创新。当时三明市国有企业占了80%，民营企业很不发达，占很小的比例，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无疑是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这个巨大的包袱会拖累三明的未来发展。所以体制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第二，市场导向。三明的未来发展要靠市场来引领。只有摆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忽视市场规律的发展方式，才能精准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三，结构调整。三明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当时整个城市都是以重工业为主，结构不调整就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潮流。

习近平同志还说，三明目前的公路只有205国道，从福州到三明，早上坐车出发要半天以上的时间，中间要吃了中午饭再继续走，交通太不便利了。三明要推进山海协作，当务之急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要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网，这样才能打开山门、主动出击。

习近平同志这番谈话，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见地的指导意见，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三明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我们认真贯彻了他的意见，并在具体工作中进行了有效落实。在后来几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下，今天，三明市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1995年GDP是159.59亿元，财政总收入11.67亿元，2018年GDP是2601.56亿元，财政总收入168.41亿元，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请您讲讲您在三明工作期间他到三明调研的情况。

黄贤模：我在三明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对农民很有感情，在农村工作方面很有经验。我在三明的3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下到三明的市、县、区等地调研一共有3次，每次来都是持续调研一周左右的时间，3次下来跑遍了三明的12个县市区以及所辖的许多乡镇、村庄，非常辛苦。他走村串户很深入，到农民家里和大家交流，而且他问农民的问题都非常细致，也非常接地气。有一次他到一个新村，到一个新建房子的农民家里拉家常，便问：“建这个新房子，你花了多少钱？”“政府给你补贴了多少？”“建完房子，你的钱还够用吗？”“你家里有几口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一问一答，给群众一种亲近和温暖，农民见到他也没有什么拘束。

习近平同志每次下农村基层，都非常关心村干部是否廉洁，是否能为村民办实事。他一直强调，一个好的村干部会带出一个好的战斗集体，会引领群众脱贫致富。有时，他问村干部一些问题，村干部一时答不上来，或者一些情况掌握得不够准确，他也不会责备，而是更多地给予鼓励。有时候，他提问题就像在考试一样，这给很多村干部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懂得今后怎样把情况了解好，把工作做好。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到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当他看到这个村的新村建设得很漂亮，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建设的面积、建设的资金、配套费的来源，以及农民收入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和村里农民聊天的时候说：“你们盖这么漂亮的房子，还有没有养猪养鸭的地方了？”农民回答说：“我们现在不在屋里养了，村里专门规划了一块地方，大家都统一在那边养，每家都有专门划的地方。”习近平同志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大家说：“这样很好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房子，房前屋后就不要再堆柴禾和乱草了，要把路修得更好，把村里的绿化也搞起来。”他还参观了这个村建设的农民公园，公园也做得很好。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你们一定要把路修好，把绿地和公共设施进一步建设好、管理好。”接下来，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他还说：“我们还要继续把典型的村指导得更好一些，成为三明市永安市高标准的示范窗口，对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有示范意义。”在习近平同志嘱托下，现在霞鹤村已成为一个美丽乡村。这里的水资源很丰富，生态环境很好，产业结构也调整得比较好，创收主要靠林业、矿产、养殖，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如何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经常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早在他任省委副书记时，所到的任何地方，生态建设情况都是重点考察的内容。他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真知灼见，高屋建瓴，很精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正是有这样的重视、探索和积累，生态文明建设才成为他今天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时就强调这样一个理念：一定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识。他强调，现在的青山绿水，似乎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但从长远看，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要保留山的优势、水的优势，做好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才能促进内地的崛起。1997年4月，他到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调研，眼前是很清澈的金溪，对面是青翠的群山。他叮嘱村干部，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要扎实抓好山地开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有优势的资源。

他对常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说，生态林业也是未来林业，我们要把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统一抓好，要把水土保持摆上重要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满目荒山、两手空空。常口村支部书记张林顺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谨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村里一直对生态做了很好的保护，引进的一些企业都是不破坏生态的，靠休闲旅游业、观光农业、特色养殖业发展得很好，守住了青山绿水。现在，这个村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口矗立着两块石碑，一个碑刻着乡村民约，另一个碑刻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叮嘱。常口村先后荣获“省级园林式村庄”、“省级生态村”、“省级水利风景名胜区”等荣誉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采访组：据我们所知，习近平同志还曾经担任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您现在还担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计生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黄贤模：2002年5月，习近平同志签发了一个计划生育条例送省人大审议，他修改了条例标题，把原条例名称《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改为《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原条例标题中增加了“人口”两个字，这是一个重要修改。同时还对其中一些条款作了重大增写和修改，加了一条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计划”的内容；还加了一条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积极开展基础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的条款。这说明，他很早就意识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在我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讨论这个条例的时候，还专门嘱咐大家：“希望今天参会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个条例，要提高认识，抓好落实。”

采访组：您长期在福建工作和生活，曾经与习近平同志住在同一栋楼上，请您讲一讲你们生活上的交往。

黄贤模：有一段时间，习近平同志跟我住在一栋楼里，我在他楼下住。他生活是很简朴的，彭丽媛同志工作繁忙，在福州的时间比较少，习近平同志经常自己做饭，生活比较艰苦，有时候晚饭就是煮一碗面条，填饱肚子就行了，很简单。他除了游泳、登山等健身活动外，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跟我说过，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休息之余，有时他会跟我很随意聊聊天，有时会就一个话题进行很深入的交谈，无论聊什么，都很坦率，很真诚，讲话很实在，很有人情味。我调到三明工作以后，很少回家，但有时回来在楼前碰见他，还是会站在那里聊一会儿。

1997年，我在三明工作期间，10月份拟在宁化县石壁村举办客家文化旅游节暨客家祭祖大典。客家有200多个姓，族群遍布两岸三地及世界各地，人数约1亿左右。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加强侨胞和家乡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加强三明与外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祭祖大典之后，我们还准备搞一场晚会。为了增加晚会的影响力，我就跟习近平同志请示说，彭丽媛同志不要说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名气都很大，“粉丝”很多，能不能请她来我们的晚会上唱唱歌？习近平同志当即就爽快回答说：“没问题！”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非常高兴。到了晚会的前一天，彭丽媛同志就赶来了，还帮我们带来了郁钧剑等几个大明星。我们非常高兴，但之后才知道，实际上她这次来是很不容易的，她是抽空赶过来演出，之后又要赶回福州，再飞回长沙参加“心连心”的一场演出。那天演了两场，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晚会上，彭丽媛同志一共为我们唱了4首歌，所唱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珠穆朗玛》《我的祖国》等都是她非常拿手的曲目。唱完，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三明的同志深深感谢她，都说这是一场难忘的精神享受。演出之后，她也不休息，我们马上用车把她送回福州。那时三明到福州没有高速路，路途挺颠簸的，彭丽媛同志很疲劳，在车上盖着一个毯子就睡着了。到福州以后，我们按照规定给她出场费，她坚决不要。之后我又派工作人员把出场费交给习近平同志，又被他退回来了。后来我碰到习近平同志，就问他：“我们按规定给彭丽媛同志出场费，一分钱也没多给，为什么不要？”习近平同志笑了笑，回答说：“我在福建工作，我不能要福建人民一分钱。”这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另一件事，也使我很感动。2007年3月，我到浙江出差，准备17日离浙返闽，16日我便给他的秘书挂电话说想拜访一下老领导。他秘书说，两会（3月16日）结束，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有点事，可能17日回不来。我说，那您就代我向他问个好。但我没想到第二天（17日）上午，秘书打电话说，习近平同志当天中午可以回浙，请我下午两点半到他办公室。到了他办公室，秘书说最多见20分钟，结果我们一直谈到3点半，其间秘书来催了两次。此时，我赶紧起身，说我4点多的飞机也要赶机场。习近平同志说，机场离这里很近，别着急。我说不行，已经耽误您太多时间了。临别前，他叫我等一下，原来他到办公室里拿出一本刚编好不久的《习仲勋画册》送给我，他说还没对外发行。遗憾的是匆忙之间没请他签个名。这本画册很珍贵，记载了习仲勋同志光辉的一生以及他们一家的革命奋斗史，很有纪念意义，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也很有现实意义。这本画册我一直珍藏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为人是很真诚的，他在工作时是大家的领导，在生活中是大家的朋友。他这种重情重义的高贵品质让我终生难忘，很值得我们学习。这次难忘的见面后，他就到上海任职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97年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沙县开完全省农村小康会议后，到泰宁县考察农村建设、旅游开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在泰宁上青溪，习近平同志和大家坐上竹排顺流考察，竹排在溪中撑了一段之后，忽然一条小红鲤鱼跳到竹排上，恰巧落在他身边。他便弯腰把鱼捧起来，放在一个装满溪水的小塑料袋里。到了岸边，他小心翼翼把小鱼放回溪中，望着它慢慢游走。这件事情给当时随同他考察的每位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没想到他对小生命如此爱惜，不仅救了它的生命，还让它回归自然。这不仅透露出习近平同志心地善良，而且反映出他对生态、对动植物的爱护，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也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感人小故事，在三明广泛流传。

习近平同志待人接物很细腻。我们宿舍楼里住着一些孩子，他们从外边回来，要上楼回家，习近平同志只要遇到他们，都会主动开楼梯安全门，让小朋友先上楼。这个小故事是当时小朋友告诉我的，虽然事情很不起眼，但这体现出他身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博学睿智、平易近人、朴实低调、有情有义的人，他学识渊博，热爱群众，关心干部，并且胸怀宽阔，宽容待人，善于团结人，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第3版）

采访对象：陈芸，1947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历任兴业银行副总经理、总经理、行长、董事长。2000年4月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2002年3月任副省长。200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1年1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陈芸同志，您好！从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之初您就认识他，是否能回顾一下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陈芸：

1985年7月，我到福建省政府工作，给王一士副省长当秘书。王一士同志当时分管的对外开放工作涵盖厦门特区，我跟随王一士同志去厦门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他也刚到厦门工作。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习近平同志的父亲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时，他给我的印象很出乎意料：他那么年轻，言谈举止又那么老成、沉稳。他在北京长大，又在北京工作过，见过的中央领导同志和革命前辈肯定不少，但他对我们这些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仍是非常尊重，态度非常谦和。

王一士同志第一次在厦门见到习近平同志，就跟他建议说：“你刚到福建，做厦门特区的工作，周边的情况还是要熟悉一下，有机会我和你一起走一走。”不久，王一士同志就邀请他一起到“闽南金三角”走了一圈，详细了解“闽南金三角”的经济社会情况和改革开放形势。

那几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厦门。我经常在旁边听到习近平同志和王一士同志深入探讨工作上的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领会中央的政策，研究特区对外开放问题。他们深入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思路和见解。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对情况很熟悉，对工作很内行，思路很有条理，也非常清晰。我感觉到他很不简单，经验和见识远远超越他的年龄。我想，他应该是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勤奋思考，才能历练得如此沉稳又敏锐。

王一士同志是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见的人很多，看人也很准，对习近平同志的评价非常高，多次对我说：“习近平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很有头脑，很有见地，他是个帅才！”

采访组：

您后来为习近平同志做服务工作是怎样一个机缘？请您讲讲省政府这段时间的情况。

陈芸：

王一士同志年满60岁以后，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我仍留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再以后，福建省筹建兴业银行，组织上要在省政府办公厅物色一个人去做副行长，把我选上了。那段时期，习近平同志已经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和他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

习近平同志1999年下半年开始主持省政府工作。2001年4月初，我离开兴业银行回到省政府工作，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开始直接为习近平同志服务。因为我对他的才华和为人都很了解，所以对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高兴。但是，工作一上手，我还不太适应，毕竟我有10多年不做服务工作了，很多地方比较生疏。

上任不久的一天，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去一个地方调研。路上，习近平同志问我：“明天上午省委那个活动几点开始？”我一下愣住了，回答不出来，后来是他的秘书回答的。为这件事情，我很自责：第二天的活动，我作为省政府秘书长竟然不知道几点开始，这是很不称职的。由此我就想到，前些年在兴业银行，是别人给我服务，我现在得转换角色了，必须有主动服务的意识。不过，习近平同志什么也没说，更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十分愧疚。

此外，我也有处理事情不妥当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最多就是问一句，了解一下情况，有时会告诉我：“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就说：“习省长，我知道了，我弄错了。”但他从来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他知道，不用批评，我们自己就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习近平同志对下属一向很宽容，也很理解。

采访组：

通过配合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您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您的角度看，为什么王一士同志那么早就说习近平同志是帅才？

陈芸：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习近平同志有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不仅仅是学习马列著作形成的，还和他的父辈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的成长历程跟一般的高干子弟有所不同，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遭受迫害，这使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历尽坎坷，备受磨炼。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告诉我，“文革”开始时，他才十几岁，因为父亲受迫害，自己也被打成了“黑五类”，无端地被造反派抓起来关了一二十天。后来跟随知青大军下乡，他坐在去延安插队的火车上，别的学生都哭成一片，他却很坦然。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不知还要遭什么难，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虽然他的家庭遭遇了变故，使他度过了坎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但父辈的教诲始终让他保持着坚定信念。这种磨难没有把他击垮，反而让他得到了真正的锻炼，接触了平民百姓，熟悉了基层实际，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他就是这样通过苦难历程磨炼了坚韧毅力，涵养了正能量，满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第二，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满怀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抱负。他在担任福建省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抱负：为人民做好事，为福建作出新的贡献。一切为了人民，这决定了他抓工作决不急功近利，而是放眼全局，放眼长远，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常说这么一句话：“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都是在最后关于政府自身建设那一部分突出讲述人民政府应该如何做到真正为“人民”。把这3年工作报告最后那部分的标题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系列观点，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年以后，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连续几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也都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连贯性，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看过中央党校内部编印的《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收录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19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第三，习近平同志为了崇高的理想，不仅胸怀大局、高瞻远瞩，而且脚踏实地、不辞劳苦。在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交流意见，吸收营养，科学论证。每临周末，他都要提前安排他下一周的活动，这个事情主要是我牵头提出建议方案。他的秘书会告诉我下周他的安排考虑，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也会报过来省委的下周安排意见，我把这些安排都拢起来，结合他平时交代的事，把他一周每天早中晚的时间都安排上，然后把建议方案再报他审定。有几次，习近平同志看完方案之后，严肃地跟我说：“陈芸，有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不行啊。”在他看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必修课。他觉得，有一段时间不下去了解情况，不跟群众接触，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所以一定要下去调研，到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而他每次到基层去，都是如鱼得水，充分接触群众，全面了解基层实际，研究方针政策措施，帮助基层和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

采访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与人交往的“情商”与工作当中的“智商”同样重要，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与人沟通中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陈芸：

第一，他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对同志满腔热情，如同手足，待同志们都非常和蔼亲近。干部有事也愿意找他，一个班子里的成员也好，省直厅局和地市县的部属也好，都喜欢找他。谈工作，他绝对会有回应，能否解决，或者是走哪一条途径去解决，绝对不会给你打太极，推三阻四。谈思想，他总是耐心倾听，坦率交流，能把干部的思想疙瘩给解开。

我记得2000年省级机构改革时，有些干部要适当提前离开党委政府部门，有的干部不理解，思想上有负担。比如当时有位省长助理，因为省级机构改革要求不再设置省长助理职位了，这位同志就被安排到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当一把手，保持正厅级。可是他有了思想负担，来找习近平同志谈心。正好我有事要找习省长，就在外等候。我看到他是心事重重进去的，出来时就显得坦然多了，还笑着跟我打招呼。习近平同志总是能够通过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来化解同志们心中的疙疙瘩瘩。

平时我们干部要找他谈心，他从来没有拒绝过，都会一一安排到日程上。他有个小本子，时常会拿出来并对我说：“你看看，下周你能不能安排半天，我要和几位同志谈谈话。”他从不会嫌麻烦、怕惹事，总是愿意帮助干部解开疙瘩，化解烦恼。他跟干部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以他特有的魅力营造了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整体和谐运转的环境。

第二，他很善于做沟通工作，思路宽阔，坦诚相待，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福建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旅缅华人吴庆星先生归国定居后一手创办的一所很有特色的本科高等院校。仰恩大学原来是招收预科的，后来国家教育政策调整，仰恩大学要停办预科。这下吴老先生就不满意了。吴老先生爱祖国爱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但他脾气也很大，那个时候他就说：“今年不给我招预科，我什么都不招了，我停止招生。”当时，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和吴老先生都是讲闽南话的乡亲，他去做工作，却吃了闭门羹。后来，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去了，也不行。再后来，分管宣教口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和吴老先生既是熟人又是同乡，去做工作，也是无功而返。

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就说：“那我们走一趟吧。”那天到了泉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就陪同他一起去仰恩大学。吴老先生知道习近平同志要去看他，老早就打扮整齐出来迎接。这些福建侨界知名人士跟习近平同志都是君子之交，很敬重他。到了吴老先生住处，又是品茶，又是问候，寒暄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位就在客厅里促膝谈心。谈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也到了中午，他们两位走出客厅。吴老先生笑眯眯地说：“在这里吃家常便饭吧。”

吃饭时，习近平同志对着我们点了点头，意思就是解决了。具体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吴老先生想通了，同意停招预科，参加正常招生，将仰恩大学招生工作纳入了正轨。

第三，他善于广交朋友，为事业扩大“朋友圈”。2001年，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出访澳门，何厚铧先生时任澳门特首，热情接待习近平同志一行，全程陪同我们的是后来也担任澳门特首、时任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先生。我们在澳门待了两天，各种参观、考察、会商、会谈不断，既要参加一些跟葡语系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活动，又要参加纪念妈祖的盛大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是，习近平同志还是抽出时间，在晚饭之后会见福建社团的代表人物，既肯定他们爱国爱澳，做了大量工作，又鼓励他们加强团结，携手共进。习近平同志这么做，意义重大。他作为福建省主要领导，希望福建社团、福建乡亲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对澳门的繁荣发展稳定作出贡献。澳门福建同乡会的各方面人士都很敬重他。我们还去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等知名爱国人士，他们也都对习近平同志非常尊重。马万祺副主席还设家宴款待我们。这些足以见得，习近平同志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联结成为肝胆相照、利国利民的诤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自勉联，习近平同志特别赞赏，不仅时常宣扬，而且身体力行。

采访组：

您经常随同习近平同志下基层调研，调研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芸：

我经常陪习近平同志下基层，发现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凡是他安排过的事情，他都要亲自去调查研究，都要检查落实情况。比如，治理“餐桌污染”，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他在会上周密部署，会后定期跟踪检查，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指导解决。

先说说治理“餐桌污染”。2001年，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在福建提出并一手推动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这个起因就是他始终关注民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有很深刻的认识。当时，习近平同志先是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件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的大事，也关系着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能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后，当年8月，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加快治理餐桌污染，推进食品放心工程建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的食物消费环境，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会上，他作出庄严承诺：“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食品放心工程开始了，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习近平同志治理餐桌污染的决心，正是他民生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和发展观的鲜明体现。不管是在福建，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始终把食品安全摆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重视。

再说说机关效能建设。习近平同志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提高机关效能：岗位负责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度等等。还成立专门的督查部门，对各项工作进行督查。继而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并要求各个市、各个县都搞 “一栋楼办公”，让老百姓能够把诸多审批手续都集中在这栋楼里办妥，避免群众来回奔波。

刚开始实施“一栋楼办公”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税务局、工商局、质监局等系统的窗口开设好了，可是群众把材料送进去，工作人员就说：“好，先把材料放这里吧。”这是因为他们无权处理，还得把材料带回去办理。如此一来，窗口只能收材料，而不能解决问题，公文运转慢、办事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当时，福建省建设厅也有个便民服务中心，很多材料送到那里去审批，工作效率很高，搞得很好。习近平同志安排到建设厅调研，就问当时的建设厅厅长：“你们是怎么提高工作效率的？”厅长说：“我们开头也有窗口只收材料不解决问题的情况，现在我们实行有限授权方式。就是说，凡是在某一个授权范围内的，不管派谁去，不管他在处里是什么职务，都有权力来处理。这样，老百姓的问题就能当场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及时推广了这种好经验。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到基层去调研，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的沉下去办事，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而且，他调查研究就是坚持今天所讲的“问题导向”原则，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福建曾经搞过一个“先行工程”，主张山区要发展，公路要先行。“先行工程”下了指标，但是有的地方财力跟不上，管理不够严格，工程质量参差不齐，修成的公路表面上好看，过了一年半载，不是这里塌陷，就是那里坑坑洼洼。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去山区调研，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开到山区的路上，颠簸很厉害。在那个县的汇报会上，他点破这个问题说：“要敢讲真话，我们共产党是靠求真务实起家的，靠实事求是起家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存在的问题必须敢于正视，敢于提出，只有提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才能随之而来。”接下来，他还举了彭德怀同志的例子，并告诉我们，彭德怀同志在工作中是如何做的，如何敢于正视和提出问题的。他的这段讲话，很深刻，也很有针对性，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回到福州之后，按惯例，省长下乡回来要有一个综合报道。于是，随行下乡的《福建日报》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我回到家，已是深夜，这位记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觉得习省长昨天脱稿讲到彭德怀的这一段太精彩了，我想另外搞一个特写，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我也觉得那段话讲得特别好，就答应了。后来，那篇特写刊登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

第二个例子。福建曾经有一个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赖昌星利用巨额贿赂来腐蚀干部，不择手段牟利。这起走私案涉及金额之巨、犯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涉官员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远华案的重灾区是厦门，也波及泉州。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消极地总结：以后再也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再也不敢接触投资业务了，能躲就躲，退避三舍。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些地方失去很多发展机会，也失去了一些真诚可交的朋友。

对于这些，习近平同志心里很清楚，当时也难得有他敢于挺身而出，带头破除这种消极心态。他带我们到泉州专门做了调研，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泉州的企业家很多，有不少是“大佬”级的。在那次座谈会上，他就讲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应有的关系。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应该是君子之交，大家的目标都是强国富民，你做企业，合法地赚取利润，给国家带来税收，给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政府应该为依法经营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要做君子之交，不搞那些拉拉扯扯、塞红包什么的。”在泉州市的汇报会上，他也对干部们讲了这么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所以他在遇到问题时，始终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及时解决问题。

采访组：

“生态福建”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陈芸：

2002年初，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各方面征求意见之后，报告趋于完善，差不多定稿了。这个稿子要送到省委常委会去审议，报告里就有“生态福建”的提法。结果有人却说：不要再提“生态福建”了，已经有“数字福建”了，不要再搞这个福建、那个福建了。在会上听到这样的“高论”，习近平同志也没说什么，回头修改的时候，实际内容还在，日常工作照做。其实，“生态福建”在全国来说，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期间，遇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当时我与他在电梯里相遇，他还对我说起“生态福建”的事情。他说：“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在全国走在前列，你回去跟黄小晶省长说一下，要继续抓好。”

当时习近平同志就高瞻远瞩主持制定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召开全省会议专门部署，工作抓得很紧。因为他认为，“生态福建”建设，不是一届政府就能做完的，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现在，福建空气质量这么好，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福州、厦门、泉州都成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城市。福建的“五江一溪”——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赛江、木兰溪的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期间打下的基础，而且还形成了下游受益的地区给上游地区补偿的良好机制。比如，九龙江的源头在革命老区龙岩，那里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是相对滞后的，九龙江的最后一站是厦门。九龙江生态环境好，厦门直接受益。习近平同志就制定和实施了这样一种生态补偿政策：由厦门每年拿出一笔钱给龙岩，进行养殖业的无害化处理，治理面源污染，带来全流域皆大欢喜。

生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不同领导岗位上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在省政府时，他作为省长，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既敢于谋划，又尽力而为。今天福建的青山绿水，离不开他当年倾注的精力和心血。

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习近平同志是秉承初心、十分执着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使遇到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他不是跟你争吵，而是坚持去做，贯穿始终，锲而不舍。最后大家会发现，他的思路和举措是富有远见的。这也正是福建干部群众特别敬重他、念叨他的重要原因。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总结的“晋江经验”，对我们国家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请您谈谈“晋江经验”吧。

陈芸：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晋江考察，专题调研总结“晋江经验”，揭示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提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晋江发展指明了方向。

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前非常贫穷，没有工业，土地贫瘠，海边沙地只能种番薯等农作物，老百姓经常吃不饱肚子。今天，晋江已经脱胎换骨，富起来了。晋江的发展起步于晋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兴办乡镇企业。

习近平同志去晋江的时候，晋江的相关资料都写作“晋江模式”。后来，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中把“晋江模式”改称为“晋江经验”。他说：“我们不要叫‘晋江模式’好吗？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经验还在不断地成熟，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他那次讲话既深刻、独特又符合实际，让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次讲话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晋江经验”的认识、总结和归纳。他当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时候，分管农村工作，为了抓扶贫、抓农村发展，他走遍了福建所有的县，已经对晋江发展的得失经验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作出了科学总结。

2002年8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六个始终坚持”的经验，完全符合晋江的实际情况。对晋江来说，光是追求引进石化、钢铁等大企业，是不现实的，也无法使那么多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且，晋江这个地方是侨乡，侨资多，港资多，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华侨只愿给自己盖房子，或者修自己村里的小马路，再“伟大”一点就是办学校、敬老院。那么，怎么引导侨资、港资从“小范围”的建设家乡到“大视野”的发展家乡生产力？这都是发展晋江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其中就有一条：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六个始终坚持”的总结和推广，对于闽南地区乃至于整个福建县域经济振兴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有益于干部群众把地区的发展引上符合地方特色的道路上来。201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长篇报道《晋江之路》，从产业到人文、从生态到民生，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总结的“晋江经验”，反映了晋江在新世纪创新发展的辉煌实践，使“晋江经验”进一步由福建走向全国。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生活中都有很多接触，相信对他为人处世方面也有很多观察和思考。请谈谈您的感受。

陈芸：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大家都非常想念他。当年他的品格作风，他的宽广胸怀，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朴实言语，给大家营造了一种既履职尽责又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我们今天回忆起来都非常感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他治国理政的高瞻远瞩受到人们景仰，他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折服。如今我们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上看到他待人接物是多么谦和务实。其实，当年在福建的时候，他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普通群众，时时处处都展现出这样的本色和光彩。

尊重老同志，诚恳地向老同志学习，更是习近平同志一贯的好作风。我还记得习近平同志刚到厦门任副市长时，王一士同志带他到多地调研，一路上他都非常注意多看多听。和王一士同志在一起时，他都会站得靠后一点，大家在一起时他几乎不主动说话。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既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又折射出他性格的严谨、谦虚、沉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讲规矩”，是非常有道理的。规矩有大有小，待人接物，看似无关宏旨，但很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水平和规矩意识。习近平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始终是这样磨炼自己。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福建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也是习近平同志特别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在改革开放之初，项南同志提出“福建要念好山海经”。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靠山靠海，田地很少，“念好山海经”是很符合福建实际的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地区和市里工作，还是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和省长，都在实践和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写好山海大文章——在山区坚持不懈抓水土保持和绿化工作、开发工作，推动林权制度改革和“生态福建”建设；在沿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临港工业，扩大远洋捕捞，发展人工养殖等。他的这些举措，是在对项南同志提出的“山海经”基础上的进一步大胆探索和长足发展。可见习近平同志不仅是在礼节上尊重老同志，更是用心承接和发扬老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特别亲切，对普通工作人员非常关心。有一个我终生难忘的事例，就是他在离开福建前从办公室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那天中午，已过12点，他马上要去午餐，然后就要去机场，飞赴浙江上任。我在他办公室等他一起离开。这时，习近平同志打通了内部电话，对着话筒说：“总机吗？”在听到话务员答复后，他亲切地说：“我是习近平，现在中央调我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对你们这么多年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谢，请您也转告其他同志。”这样的周到，这样的细致，这样的温暖，我相信话务员们一定很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让干部和群众都暖心的人。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装着群众，才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敬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