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采访对象：

任镜波，1934年6月生，福建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一至四届常务校董、副秘书长，研究员。从1981年1月起，一直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曾任三届13年理事长，现为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顾问。

采访组：任先生您好！您长期在集美校友总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里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请您谈谈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任镜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迹，不只是他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那三年。实际上，从他198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他都是比较关注的。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又是厦门市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他有所了解。

那时厦门设立特区时间不长，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他当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负责牵头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市人大、政协比较关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经过机构改革和制定规划这样的工作，他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后来到宁德，我也很关注他。因为宁德在我们福建是有名的“老、少、边、岛、穷”（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海岛、贫困）地区。我当时是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长，在省里参加统战部长会议的时候，宁德的统战部长告诉我，近平同志到宁德，先用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地区的9个县都跑了一遍，还顺带考察了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等县。宁德的一些地方非常偏僻，比如寿宁县、周宁县一些乡村，新中国成立以来连县一级干部都很少去过，但他都跑到了。他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思想，认为人可以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言必称贫，处处说贫。“安贫乐道”的“穷自在”不可取，“等、靠、要”或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反复对当地干部群众讲这番道理，扶他们的志气，在闽东这个贫困地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大讨论，极大调动了那里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走致富之路的积极性。

他还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要搞经济大合唱，抓廉政、反腐败。当时，宁德的干部有很多违规占地建私房现象，开会的时候近平同志就说，要把违规建的私房退出来，退完以后把这些房子分给没有房子或者缺房子的人。他狠刹干部违纪建私房的歪风，查处了一批干部，清退了大量多占的公房，许多无房户、缺房户搬进那些退出的公房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人民日报》以“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间不长，但那里出现的变化却让人感到振奋。几年后，记者在采访近平同志时提到这段往事，他并没有轻松之感。他说：“这些变化相距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只能说是起步，闽东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再接再厉、奋斗不息。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多年来，他实际上一直在行动中践行着这种理念。

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两年多以后，又调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他在福州，倡导修护“三坊七巷”，抓旧城改造，建长乐机场，搞马尾港扩建，引进侨资，发展民营企业，还抓环卫包括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组建闽江学院并任首任校长等等。他注重保护文物，当时有一个房地产商要在当地一处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搞房地产开发，近平同志就说，那个地方不能开发，要进行文物保护。因为我是福州人，尤其关心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事。

后来他到省委省政府，先当副书记，然后当省长。他当省委副书记时，统战工作归他管，所以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时，他会代表省委讲话。他出席会议很准时，从来不让别人等。对此，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所以，在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和印象就已经比较深刻了。后来通过在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接触，我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

采访组：那么，就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和您对他的印象吧。

任镜波：我本人是集美大学校董会筹备办主任，后来又被聘为校董会第一届至第四届一共16年的常务校董兼副秘书长，因此对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情况比较了解。1999年至2001年，近平同志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尽职尽责，不挂空名，注重调研。他先后来集美大学7次，其中参加校董会会议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一是语言风格朴实无华。他讲话从不念稿，就好像跟大家平等交换意见一样。1999年10月17日，他参加集美大学校董会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不到两千字，朴实无华，十分贴心。他说：“加快集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是本届董事会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蒙各位董事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接任董事会主席，我一定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董事们，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常务校董加强对集大的指导和帮助，在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旗帜下，带动海内外一切关心集美大学的友好人士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像印尼侨领李尚大先生这样，添砖加瓦，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交流，并且不断去完善我们的体制，深化我们的改革，把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解决，使我们工作进一步完善，使紧密型的集美大学越办越好。”他讲的这些内容非常符合当时集美大学发展的实际。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挂一个校董会主席，这是因袭下来的，当省长都挂这个衔。但我这个人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会经常来看看，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挂。”实际上，他当校董会主席期间，总共来集美大学7次，是历任校董会主席中来得最多的一位。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每次开校董会前他都先来学校调研。我还记得2000年的校董会定在11月召开，当年8月14日他就带人来集美大学调研，还带上副省长潘心城、副省长兼厦门市长朱亚衍、省政府秘书长陈芸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他听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因为我兼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着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委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次研究集美大学问题的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

在这次调研中，他主要强调加强体制创新，包括领导体制的创新。因为集美大学的前身是交通部、农业部、省体委、省财政厅、厦门市政府等下属的5所高校。5所高校、5个管理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合并以后人员众多，尤其是党政部门人员很多，所以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体制如何改革。他当时提到，集美大学要不断完善新体制，不断进行配套改革和体制创新，给学校创造发展空间。他还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凝聚力、很有影响力的校董会，所以一定要弘扬“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会作用。因为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既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又能争取上级给予一些特殊的宽松政策，各方面相辅相成，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

2001年12月，他又来学校一次，上午调研，下午参加校董会。调研主要是看学校新建的工科实验室和最新的航海模拟器。他到航海模拟实验室，看到计算机可以模拟海上的大风大浪，船在模拟的海上乘风破浪，让人身临其境，他十分高兴，还动手掌舵体验。随后，他听说学校新建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经费十分短缺，便从省长基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学校。这也算集美大学“吃小灶”吧。

三是很注重与校董们的接触与沟通，也很尊重其他工作人员。海外来的校董在会上发言时，他不仅注意听，还主动跟他们交流。1999年10月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上，印尼华社的著名人士、校董会副主席李尚大发言之后，他就给予充分的肯定。2000年，在校董会上颁发“王瑞庭海上专业助学金”，因为捐助者印尼船王王景祺先生（王瑞庭是王景祺的祖父）没来，我作为这项助学金的引进者和信托人，本来是坐在台下的，他却招呼我到台上跟他一起颁奖。我上去后先站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位置，他招呼我过去站在他身边。当时我非常激动，在场的校董们也感同身受。他是大领导，如此尊重搞具体工作的人员，完全是他的品格使然。

开校董会期间，他提倡节俭，提出不要摆酒席，他跟我们一起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时，他又利用取餐、吃饭的机会跟大家聊天交流，显得非常自然和融洽。

四是非常尊重教师。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他专程到集美大学慰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座谈会结束，他还特意去看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刘老师住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宿舍楼的4层楼，没有电梯，他便拾级而上，给老师送上鲜花，并且深情地说：“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2014年11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亚访问，到停泊在霍巴特港区的中国“雪龙号”科考船参观。听说船长赵炎平、领队袁绍宏、站长徐宁都是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毕业的，他非常高兴，便对大家说他当过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

他离开福建时，海外好多侨领都致函向他表示祝贺和感谢。印尼侨领李尚大在信中说：“您在福建工作期间，实实在在为福建做了许多关系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的好事、实事，这是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的最大福气。福建人民和海外乡亲会永远感谢您！”

采访组：2014年9月，您主笔以集美校友总会名义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10月，习近平同志回了信。请您谈谈这件事。

任镜波：关于集美校友总会给近平同志写信和近平同志的回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有人曾经问我，你怎么会想起给近平同志写信？是不是心血来潮？

我写这封信有个信念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许多勤政爱民的故事，尤其他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2000年，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第二年，我就请好朋友夏蒙写了一篇《鸿鹄之志为苍生》的文章，简要记述了他在厦门、宁德、福州所做的主要工作，发表在我主编的《集美校友》杂志上，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钦佩之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忘年之交项南同志对他的推崇。他离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是项南作的序。项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项南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读过。项南说：“这本书值得读，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讲大话、空话，而这本书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难得。”项南的这席话，大大强化了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2014年10月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这年8月，厦门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来集美召开座谈会，征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的意见，我就建议要给近平同志写信，由市委市政府来写，或由筹委会来写，或请一位以个人的名义来写。过了一个多月，没人给我答复，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写。

我先以集美校友总会和《集美校友》杂志社的名义写了一封约300字的信，开门见山，明确提出我们的请求。同时，我又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诚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同时也结合说明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先生于1920年创办的，《集美校友》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侨刊乡讯。当时我还考虑到一点，以我个人名义来写，可能更合适。我身在民间社团，而且已经退休，写起来更加方便。其实，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近平同志报告一个信息：2014年10月21日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我自信，他知道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社会上有人说这封信肯定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否则怎么可能收到呢？其实，我是请一起在集美校友总会当义工的钟老师帮我拿到集美邮政局用快递寄去的。至今，我还记得这封快递的邮政编号。

信寄出以后，我倒有一种担心。信封写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习近平总书记收。中央机关这么大，层次那么多，这封信近平同志能看到吗？后来又想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的信访工作有了很大改变，这封信应该会送到。总之，那段时间我总是忐忑不安。

信是2014年9月5日寄出去的。10月8日下午，我坐车出门办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任老先生吗？我是中办的工作人员，您寄给近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当时，我喜出望外，看了一下手表，是15点10分。他还问我市里今年有什么纪念活动？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厦门市政协准备开一个纪念座谈会，厦门市委、集美区委的宣传部、统战部还准备开展一些宣传活动等告诉他。事后，我立马把这个情况向集美校友总会的主管部门作了报告。

10月13日上午，中办一位女同志又挂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近平同志当年讲话的资料。当天下午，我又把近平同志当年在集美大学每次讲话的录音记录稿，全部传真给她。10月19日上午，厦门市政协秘书长给我挂电话说：“任老，祝贺你！”20日上午，福建省委办公厅有一位同志挂电话问我，“嘉庚精神”的内涵怎么表述？这些迹象，都让我心里有了数。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10月21日上午，福建省政协和厦门市政协在厦门联合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顿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振奋。回信宣读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陈嘉庚先生的七公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晚上的福建电视台新闻和第二天的《福建日报》都全文发布了这封回信，福建省委书记还做了关于学习贯彻回信精神的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党政部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回信精神。我们把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现在快3年了，我们一直坚持着、坚定不移。

采访组：请您谈谈这封回信产生了哪些影响，你们又是如何学习和贯彻回信精神的。

任镜波：这封回信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近300字，字字珠玑，贵为经典。回信在海内外反响很大。大家读到这个信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普遍认为：

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继续肯定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宣示，祖国没有忘记陈嘉庚，祖国没有忘记华侨华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1945年，毛主席赞誉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3年，邓小平题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再次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对“嘉庚精神”作出了精辟阐述，这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这封回信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把“嘉庚精神”提到国家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回信对怎样弘扬“嘉庚精神”、要向陈嘉庚先生学习什么也作了非常实际、非常大众化的概括。以前我们讲弘扬“嘉庚精神”，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很难做得到。近平同志的回信非常接地气，他讲“嘉庚精神”不仅体现在用大量的财富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同时也强调了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还有关心国家大事、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他这么一说，很多华侨华人都觉得“嘉庚精神”是可以弘扬的，嘉庚先生的善行嘉德是可以学习的。以往我们讲“嘉庚精神”，都是在民间和地方层面来讲，近平同志的回信，一下子把弘扬“嘉庚精神”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这对于在全民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这封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信中说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还同时表示陈嘉庚先生永远值得学习。这封信的语言很平实，非常感人，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两年多来，这封回信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已经在海内外重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嘉庚风”。

此外，他的回信对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也是新的启示。近平同志强调弘扬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希望华侨华人在当地要有很好的发展，能为当地谋福祉，从而更好地增进与中国的民间交往，互利共赢。今年是近平同志回信3周年，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回信精神，厦门市委经过酝酿，决定成立陈嘉庚奖学金，鼓励“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的后裔来厦门深造。可以上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工业学校、集美中学。回来读博士的，一年奖励7万元，读硕士的一年奖励6万元，读本科的一年奖励5万元，读高职和中职、高中的一年奖励4万元。这样下来一年要投入1000多万元。到第四年，大概要投入5000万元。这笔钱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当年陈嘉庚先生在香港创办的集友银行每年分给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部分股息。消息传开，各地的华侨华人都说：这是中国吹来的“嘉庚风”。

三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宣传贯彻近平同志回信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10月都作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去年举办了嘉庚交响乐音乐会。集美区还举办了国际嘉庚论坛，还以“人文集美、嘉庚文化”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我们在海内外有60多个校友会，对于近平同志的回信，我们选用《福建日报》发表的全文彩印单页，开始印了1万份，后来又加印1万份，分发给海内外校友、乡亲，大家看了都非常激动。香港集美校友会和由集美校友当会长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就以这封信中的话“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发动了6万多名周围的群众投入“反占中”“反港独”的斗争。

集美校友总会以此为契机，把学近平同志回信、弘扬“嘉庚精神”，作为永恒的主题。我先后应邀在省、市和海外作了11场学习报告，出席了36场海内外华侨华人校友参加的学习回信精神座谈会、报告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

采访组：根据您的理解，请您谈谈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如此重视“嘉庚精神”？

任镜波：近平同志在回信中说：“我曾长期在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这可以作为他如此重视“嘉庚精神”的诠释。

2000年，中国侨联、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集美校友总会是主要协作单位，我是主创人员之一。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省长，摄制组去采访他，他非常热情，一点都没有省长的架子。他一再说：“拍陈嘉庚的电视纪录片是一件好事。”围绕对陈嘉庚的认识和弘扬“嘉庚精神”，他讲了许多。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近平同志重视“嘉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里永远记着老百姓。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0年1月，他当选为福建省长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深怕福建人民的生活在我任内提高得不够快。”党的十八大闭幕那一天，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曾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这些话都说明他是把老百姓时刻放在心上。

陈嘉庚先生也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永远装着老百姓。1940年，他在重庆出席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召开的欢迎茶会上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了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为社会好。”他还说过：“服务社会是吾人应尽之天职。”陈嘉庚先生要求学生“在校尽学生之职务，出校尽国民之职务”。陈嘉庚先生向学生作报告时说：“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我想，陈嘉庚先生的人生观与他一生的实践，都是符合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理念。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的指示，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是非分明，无私无畏，恪尽天职，助力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31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