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宁德县（现蕉城区）的大名人，最为人所熟知，也就是大人小孩都知道的那种，应属南宋的陆游，明代的唐伯虎、戚继光，清代的纪晓岚。据地方文史学者研究，陆放翁在这里待了大约一年时间，戚参将待了半个多月，“纪大烟袋”只是匆匆路过，而唐解元逗留了多久，去了哪些地方，似乎没人了解过。

白鹤岭古道

关于唐伯虎在宁德的文章，看过几篇，由于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极其稀少，因此描述都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唐伯虎在宁德境内活动的踪迹，笔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梳理研究，尽可能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唐伯虎（1470—1523年），名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人。作为“江南第一才子”，“唐解元一笑姻缘”（也就是“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早已家喻户晓，因此对他的介绍，笔者就不多费笔墨了。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唐伯虎来宁德的具体时间，根据民国杨静庵《唐寅年谱》，以及苏州大学杨继辉硕士论文《唐寅年谱新编》，是在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这一年唐伯虎三十二岁。对唐伯虎有过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在此之前的弘治十二年（1499年），发生的一起科场舞弊案，唐伯虎被卷进风口，与副主考官程敏政、举人徐经锒铛入狱。虽然事后被证明是冤案，但唐伯虎还是被“谪为吏”，这意味着他的功名之路从此走到尽头。

唐伯虎画像

唐伯虎以此为耻，坚决不去就职，但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整个人陷入低谷。从此“益放浪”，更加放飞自我，他的第二任妻子出身官家大户，看他这副“烂泥糊不上墙”的样子，感觉日子没了盼头，自愿以一纸休书结束了婚姻关系。

唐家经历了这场变故，成了绝对的贫困户，家中除了一些粗木家具、破旧衣履之外，没有任何值钱东西，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而唯一相伴的亲人，就是弟弟唐申。他在写给好友文徵明的信札中这样写道：“幸捐狗马余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可见窘迫。

为了排遣胸中苦闷，于是就有了两年后的这次出游，由于有着强大的朋友圈，几个好友慷慨资助，解决了出行盘缠。唐伯虎将弟弟唐申托付给文徵明，就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春天，买舟西下，经鄂、赣、浙、闽诸省，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次“自助游”。他的这次游程，根据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是“放浪形迹，翩翩远游。扁舟独迈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据说长达九个月时间，算起来这一年时间基本在路上。

流寓宁德，也正是这一时间段。

这次旅行，唐伯虎并没有留下多少诗作，进入福建之后，更是少之又少。除了乾隆版《宁德县志》收录的一首题菊花七绝，笔者又查找了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民国徐鲤九《九鲤湖志》，居然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武夷山志》甚至在“寻胜”条目也没能记上一笔，因此我们可以自豪而且坚定地说，宁德的这首题菊花诗，是唐伯虎福建之行留下的唯一作品！

乾隆版《宁德县志·寓贤》中有关唐伯虎的记载

很多人都认为唐伯虎经过宁德，是在前往九鲤湖的途中，但也有人认为是在游玩九鲤湖后出境的路上。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唐伯虎应该是在游玩庐山之后，由仙霞岭入闽，首先抵达武夷山，而后坐船沿闽江而下，经省城，再取道福清，抵达九鲤湖。这与后来的徐霞客，也就是唐伯虎科场案中的“难兄难弟”徐经之四世孙，走的是同一条线路。祈梦之后，转经福宁州（宁德属福宁州）出境，前往天台山，并“观海于东南”。

唐伯虎进入宁德，走的应该是白鹤岭官道，因为自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主簿丁大全开辟这条道路以来，南路古道（包括飞鸾岭段、朱溪段）久已荒废。唐伯虎离开宁德以后，过了三十多年，至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才重新开辟南路，这已是后话。

唐伯虎时代，宁德县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时候的宁德县城，还是景泰年间（1450—1457年）留下的土城，县衙大堂自洪武十年（1377年）重建之后，再也没有翻修过；城内弹丸之地，又没啥名胜古迹，好不到哪去，这对于来自“人间天堂”的唐伯虎来说，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年前，苏州才子陈震担任宁德县教委主任（教谕），状元吴宽曾赠句“闽岭岧嶤路几层”，可见在苏州人眼里，福建算是“穷山恶水”了，而这两位恰恰都是唐伯虎的旧相识，唐解元从他们嘴里多少应该了解一些情况。

除了这区区二十八个字的菊花诗，唐伯虎在宁德没有留下更多的东西，因此笔者只能从这首诗中寻找更多线索。这首诗见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刻本《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一，题目为《过闽宁（德）信宿旅邸馆人悬画菊愀然有感因题》：

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

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

从诗题来看，“宁德”漏了“德”字，可见小县城真没给唐伯虎留下印象；“信宿”指连宿两夜，不知何因，只是路过的唐伯虎居然逗留了两个晚上。旅馆悬挂菊花图，时间应该是深秋季节，也许有人会问，谁家没有悬挂几幅花鸟山水，就凭着一幅菊花图来判断（季节），似乎有些牵强。需要注意的是，“馆人悬画菊”有个“悬”字，说明是刚刚挂起来，这说明“馆人”不是普通生意人，粗通文墨，借此以应景。

明何大成刻本《唐伯虎先生外编》

“馆人”，指掌管旅舍的人，大多数是指公家的馆舍。《左传·昭公元年》：“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杜预注：“馆人，守舍人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唐伯虎可能是住在县城官办的公馆，也只有官办旅馆，房间内才有书画布设，而且根据不同季节替换。

按照明初制度，只有朝廷正式的官员才能够享受地方免费的住宿，但是自明代中后期以后，政策逐渐放松，例如前面提到的徐霞客，不过一介布衣，凭借自己的关系，就能够在驿站蹭吃蹭喝，甚至可以让他们免费供应车马。唐伯虎十六岁应苏州府试第一，二十八岁应南直隶乡试第一，早已名满天下，按照这个知名度，在驿站公馆住几个晚上不是难事。

宁德县城的公家驿站称为“公馆”。公馆在南门外，也就是现在南大路奶娘宫一带，这里原先是布政分司衙门，在唐伯虎此行二十六年前的成化十年（1474年），知县江伟将它改为公馆，布政分司则迁到了城内学前街（今南门关帝庙一带），规模很大。

从这首诗不难看出，唐伯虎的“自驾游”，并没有让自己走出困惑，科举案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内心深处。难怪今天有人会说，这首绝句，是他“借对秋菊无人赏识的叹惋，抒发了遭逢不偶、有志难骋的悲愤。”

古人对这首菊花诗也有评价，明代曾任宁德训导的江西浮梁人闵文振在《驹阴冗记》中最早提到了这段故事，他认为这首诗是作者“自况”遭遇，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更认为“寄托生平尽矣”，而且是“明诗所少”，评价颇高。

要不是“馆人”悬挂了这张图画，就不会有唐伯虎的这段故事，因此我们要万分感谢这位连姓名都没留下的“馆人”。

唐伯虎在宁德的两天时间，据说还“实地观察了素有中国三十六洞天之一（称号）的宁德霍童山，和富有名胜古迹的支提寺”（刘湘如《唐伯虎及其在福建》，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榕荫漫话》）。这一说法，笔者不大认同，因为唐伯虎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说过，清人崔嵸《宁德支提寺图志》更没有记载。

唐伯虎回到苏州的时间，估计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按照常理，他肯定会在春节之前赶回家，与唯一的亲人（唐申）过一个团圆年。徐祯卿有一首七律《有怀唐伯虎》（见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卷一），是弘治十四年（1502年）十二月，在南京参加会试时寄给唐伯虎的，这时候立春未至，“沧江梅柳春将变”“闻子初从远道回”，这也印证了笔者分析的准确性。

唐伯虎到家后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稍稍恢复。由于长期郁郁不得志，性情更加放诞，晚年为了拒绝宁王朱宸濠聘请，佯装疯癫，身心遭受重大打击。嘉靖二年（1523年）冬，五十四岁的唐伯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一生颜色付西风”，也成了他怀才不遇、凄凉坎坷的真实写照。（闽东日报 陈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