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30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小市既有沿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小市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来，他还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小市虎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超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小市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是妇女劳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5000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100多亿元，涨了20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