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